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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七) 淳化四年癸巳(993)<执政罢免>栏:
(六月壬申)寇准自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同知院事罢守本官。
按,表所记寇准自“右谏议大夫”罢任有误,其当自“左谏议大夫”罢。
此误由《宰辅表》本身之记载即可证。表于淳化二年<执政进拜加官>栏记载:“(四月辛巳)温仲舒、寇准自枢密直学士并左谏议大夫迁枢密副使。”此后的同年九月甲辰,表又记寇准、温仲舒二人同进同知枢密院事。然至罢守本官之前,并未有寇准换右谏议大夫之记载。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六月壬申条记载寇准罢枢密副使时,正记作“左谏议大夫”。又,《宋会要·职官》七八之五记此事时,亦作“左谏议大夫”。
15:18
因为看了上一场《天下第一楼》，很失望的，北京人艺在我这里已经成了一个鸡肋。
《蔡文姬》？不看，主要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看。之前的《推销员之死》，也没看，80年代的英若诚和朱琳的看过，朱琳台词的华贵与英若诚表演的老道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为什么不看丁志诚的呢？就因为媒体介绍时说了一句：这是他近二十年后首次重返大舞台。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人艺重排《推销员之死》，我还真不知道丁志诚也是人艺演员。我也曾在文化机关混过两年，知道中国的文化体制是多么优越，人民哺育着多少不干文艺的文艺工作者，更不用说那些穿着军装使着军费的文艺军官们了。丁志诚二十年没上舞台，人艺演员不演话剧，这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当然理解，人家北京人艺也要生存，也要票房，让一个影视明星上舞台那也是很有商业价值的，就像《日出》的陈好，《喜剧的忧伤》的陈道明，明星的价值就摆在那里。人艺的演员就没有比丁志诚、陈道明和陈好们更好的演员了吗？当然未必。但是影视明星更有票房，至于他们多少年没上舞台了，那不是问题，反而成了炒作的作料。
反正我没有去看。一个二十年不上舞台的演员吸引不了我。
昨天看了《北京人》。
因为有了鸡肋的感觉，这次就买了最便宜的票，想着就算到时如果有事去不了，或者懒着去，票废了也不至于太可惜。当然还是去了，可是去了之后真的又一次鸡肋了。
剧情就那么回事吧，经典本子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只说演员。
年轻的本来就不熟了，也没看出谁是不可以替代的。演老太爷的仇晓光，看介绍也是老人了，看了这场戏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没演上大角色，把个虚荣、自私、老朽的老太爷演成了个没味道的老头儿，除了模仿老爷子腔调之外，一陈气喘一气洪亮的台词，摸不着他到底想表演什么。一个字：生。王斑的主角，有可圈可点之处吗？最好的就算是演姑爷的张万昆了，台词节奏舒服，人物体验到位，还算是有点人艺的范儿。
可是张万昆在《天下第一楼》里演的二柜，并没出彩。
但我也知道可能这鸡肋感只是暂时的，后面还有两场戏是一定要看的：《茶馆》和《窝头会馆》，好像都是人艺的名角。特别是《茶馆》，因为是人艺经典里的经典，在这个戏台上，混不过去，前面有大师名角比着，你说你不去模仿，但观众不能不去比较，更何况，在我看来，老舍的功夫更胜过郭与曹，老舍才是北京人艺的灵魂，如果没有《茶馆》，哪还能有北京人艺？演得了《茶馆》，才能叫北京人艺，如果演不了，那是不是鸡肋都无所谓了。
其实北京人艺还有很多名演员，只不过他们不是在舞台上成的名，说他们是话剧演员，不如说是影视明星，影视明星，反哺话剧，也算是美谈吧，但这是人家北京人艺票房的美谈，谁谁谁说了：干卿底事！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六) 太平兴国七年壬午(982)<执政进拜加官>栏:
四月甲子,窦偁自右正谏大夫、枢密直学士,郭贽自中书舍人,
并守本官参知政事。
按,表所记窦偁除参知政事所自官,当为“左正谏大夫”之误。
《宋史》卷二六三《窦偁传》载:“太平兴国五年,车驾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时议北征,请休兵牧马,以徐图之。上从其言。归,以为枢密直学士,赐第一区。六年,迁左谏议大夫。”《事略》卷三十本传所记略同。《长编》卷二三于太平兴国七年夏四月甲子条正记作:“以左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窦偁,中书舍人郭贽,并守本官参知政事。”
又按,“正谏”、“谏议”之异,乃系当时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所致。《编年录》卷二于窦偁等拜参知政事条下援引蔡元道《官制旧典》云:“正谏大夫,本谏议大夫,避太宗旧讳。”
【陈鲁豫采人无数，但做别人的嘉宾，被别人采访，仅此一次，别无他例】
2001年，凤凰卫视公司创办《鲁豫有约》栏目，只采访那些尘封多年的明星政治人物，间或采访那些爆出过严重负面新闻的艺术明星。尽管能看到这个节目的人不多，但上层影响力巨大，每期一出，总会形成冲击波。2003年，陈鲁豫约俺在楼下咖啡屋，谈论该不该答应华艺出版社，写《心相约》，稿费不算多，后果会是什么。俺曾经说过，每一位明星，都是在写了自传书之后走下坡路，无一例外。陈鲁豫想知道，她会不会是例外。这还用说，当然会是例外。于是，书成了，而且是畅销书，业绩直逼希拉里。
2004年，全国读书节目因为多年收视黯淡，纷纷落马，俺却要逆风而上，把赵普留下的《智慧接触》改为《非常接触》，降低智慧标准，创办一档给普通百姓收看的高收视读书节目——《非常接触》——陈鲁豫呢，她向公司提议，把《鲁豫有约》从周播改成大日播，嘉宾定位扩大到所有明星。
在对街快餐店里，俺俩讨论了很久。俺俩都很固执，只因为兄弟我太会温顺女人，固执的陈鲁豫才没和固执的阿忆吵起来。相反，情绪是感伤的，俺想参加完改版谋划会，就离开《鲁豫有约》，借口是为了《非常接触》。俺在《鲁豫有约》已经担任将近3年策划人兼总撰稿，却怎么也挽留不住。
那夜严寒，送陈鲁豫回家的路上，她跑进小店，买了一些水果，然后俺看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在凤凰会馆开过改版策划会之后，俺真的不干了，那时，已在筹备《非常接触》样片。俺知道，陈鲁豫从来不做嘉宾，被别人采访，却希望她来录第1期节目。她犹豫了好久，破例答应了俺的请求，来谈她的《心相约》。大家都很奇怪，说平素不苟言笑的冷美美，怎么会在《非常接触》里，频频笑成那个样子呢。这还不简单，大哥哥在这里，小妹妹能不高兴吗！
倒霉的是，所谓“样片”，就是通过后应该第1期播出的节目，但有关部门规定，陈鲁豫是香港主持人，上内地节目做嘉宾，必须向有关部门报批，结果6个月才批下来。又因为主管副主任提出，片子过了6个月，片中宣传词必须重写，兄弟我坚持，只要改动1个字，您另请高明，又拖了1个月。那个时候，《非常接触》的收视已经进入频道前五，副主任友好让步了，俺也保证，收视率不因为旧词而降低。结果是，俺的判断是对的，副主任高兴地笑了。
把俺和节目总监李李商定的陈鲁豫宣传词写下，当作短博的结尾，往事不堪回首——
她，不算天生丽质。
她，曾被发现，也曾被忽略。
她采访过的人，数以百计。
她做嘉宾，却是平生第一次。
独树一帜，我行我素。
中国人民银行12日宣布，从2012年5月18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2012年以来央行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此次调整后，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将分别执行20%和16.5%的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中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超84万亿元人民币，市场估计，此举将释放四到五千亿元左右的流动性。对此，腾讯财经连线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微博)教授进行了解读。
曹凤岐认为，目前经济下滑趋势比较明显，应当把主要精力转向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上来，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健偏松。
昨天出炉的经济数据显示，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3.4%，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曹凤岐认为，4月份CPI基本符合预期，通货膨胀有所抑制，但其总体趋势是否下降还不明朗，还要继续防止物价再次反弹。当前外贸数据不佳，PPI已经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表明投资下降，经济增长趋势放缓。央行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确保经济稳定发展。他指出，“央行应通过逆回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支持经济稳定发展。”
曹凤岐指出，去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胀，2011全年通胀高点为6.5%，今年宏观经济的主要任务从控制通胀转向保证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如不调整政策目标，则难以保证经济增长。对此，他指出，货币政策要适度转向，总体稳健偏松。
当问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对股市的影响，曹凤岐指出，此举对股市主要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股市并不一定会上涨。中国股市的问题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提到全年经济形势，曹凤岐相对乐观。他表示：“全年经济不会硬着陆。中央提出GDP增长目标是7.5%，我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在8%左右。”
（来源：2012年05月13日07:39腾讯财经，文/文敬)
网络叙事：超文本与意义的追寻
■李道新
在美国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里，生活在矩阵中的网络黑客尼奥发现，看来正常的现实世界似乎被某种力量所控制。为了调查此事，尼奥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反抗组织成员崔尼蒂指引下，去见该组织的船长墨菲斯。墨菲斯告诉尼奥，“母体”（The Matrix）无所不在、随处可见，它就是这个世界，蒙蔽你的双眼让你远离“真相”；而所谓的“真相”，是每个人呱呱落地后，就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监狱，一个心灵的牢笼；墨菲斯还告诉尼奥，除非“亲眼所见”，没有人能告诉你“母体”到底是什么。可以看出，《黑客帝国》不仅在讲述真实的现存空间与虚拟的网络世界的故事，而且在执着地探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萨特、福柯等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无比重大的哲学命题。
事实上，这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早就激发了大学期间辍学的连环漫画家沃卓斯基兄弟，在构思和编导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最大限度地接受并融入了跟真实与虚拟、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奴役等思想概念相关的许多哲学暗示，使这部以动作为号召的科幻作品弥漫着令人警醒的思辨气息。正如斯洛文尼亚的著名文化评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指出的，《黑客帝国》这部电影是对哲学家们的一次“罗夏墨迹测验”；也如美国学者威廉·欧文在自己主编的《<黑客帝国>与哲学》（2002）一书中所言：“哲学家们从中可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佛教、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随便你说出哲学上的什么主义，你都能够在《黑客帝国》里找到。”[①]
迄今为止，维基百科（英文版）已将“The Matrix”条目解释为“由安迪·沃卓斯基和拉瑞·沃卓斯基创意并由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发行的一种科幻动作跨媒介制品”，包括一部电影和两部续集影片，以及动画片、漫画书和各种视频游戏；[②] 维基百科还特别注明，这一系列制品讲述了一个包含着大量“哲学”与“宗教”意蕴的“赛博朋克”（电脑叛客）故事。
确实，包括《黑客帝国》以及《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88）、《移魂都市》（Dark City，1998）、《X接触》（eXistenZ，1999）、《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1999）与《盗梦空间》（Inception，2010）、《阿凡达》（Avatar，2010）等在内的电影作品及其在电子媒介和网络传播中衍生的各种网络叙事和超文本，在一定范围里为当今人类的哲学阐释和意义追寻留下了最后的栖息地，也在较大程度上为未来的网络叙事和超文本昭示了丰富的可能性。毕竟，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词”与“物”的关系已因指涉对象的丧失而显得越来越复杂化；传统哲学赖以表达和传播的文字语言和印刷媒体，其表征的特性也同样变得“尤其脆弱”且“漏洞百出”，[③] 当语言从口传方式和印刷方式转换到电子方式的时候，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无疑需要被“重新构型”。然而，在让·博德里亚看来，即便是影像也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影像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影像就是其虚拟的实在；“事物本身并不真在”，“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在模拟的前景中，不仅世界消失了，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提出；过去的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是“为什么是有而非无？”，而今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无而非有？”[④] 颇有意味的是，如此虚无而又深刻的哲学命题，也似乎在《黑客帝国》与《盗梦空间》等电影所营构的“母体”与“真实的梦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在这两部影片里，主人公都会搞不准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
让·博德里亚对已经或即将到来的影像实在和虚拟世界的悲观见解，是与其对技术和权力的批判性反思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样的角度，便可以理解“超文本”和“网络叙事”作为一种技术现实所指向的文化观念与世界图景。从一开始，电子媒介与网络传播就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广度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与思维；按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表述，媒介在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方面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⑤]
确实，即便是从电子媒介和网络传播的技术层面理解“网络叙事”和“超文本”概念，也会让人联想起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以及米歇尔·福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20世纪以来最杰出的几位思想者，并需要像这几位杰出的思想者一样从哲学的视野不断追寻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这样的努力正在进行。计算机与信息科学领域致力于技术分析的的相关著述屡有出版；而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也有黄鸣奋、欧阳友权和聂庆璞等学者，从数码艺术、网络文学和网络叙事、网络诗歌等角度，对数字媒介与网络时代的文本与超文本进行了较有价值的分析和探讨。[⑥] 在他们的著述中，倾向于认为网络叙事是一场“叙事的革命”；并指出：“网络叙事是一种以比特为媒介的叙事，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使语言的能指、所指及其它们的关系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网络叙事由‘作品’向‘文本’的变化，使话语指称成为‘漂浮的能指’；网络叙事从‘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化，使隐含的语言指涉成为‘滑动的所指’；网络叙事从文字文本向多媒体文本的延伸，改写了能指与所指原有的语言约定。”[⑦] 至于“超文本”，相关的研究者则将其定义为一种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数据系统”，非线性指的是非顺序地访问信息的方法。[⑧] 仅从文学角度来分析，也有论者表示，当代“超文本”文学是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等人孜孜以求的“理想文本”实践，它穿越了单一语言线性表意的屏障，通过运用超文本技术和多媒体手段进行多元的文本实验，在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之间建立了无限开放的文本互动机制，刷新了电子文本写作的可能性，拓展了电子文本阅读的多向空间，并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推动了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和审美观念的变革。[⑨]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出版或发表的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相关著述，还较少站在思想反思与文化批判的高度，对网络叙事和超文本进行技术哲学层面的观照。纯粹技术导向与文学中心观念，不仅使“超文本”在电子媒介的生产与传播缺乏积极的动能与应具的规模，而且使“网络叙事”在多媒体的符号体系中总显单薄和单一；更为重要的是，无法使研究者对“网络叙事”作为一种“超文本”的表征实践予以整合性的意义阐发。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并阻碍当下中国的网络文化建设与媒介理论实践。
其实，在百度百科的“超文本”条目里，“与技术发展相关”部分就明确指出：“（超文本）这样一种新鲜事物的出现显然和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电子媒介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文化面貌。电影、电视可以把纸面上的文学转换成可视可听的电子形式，计算机的技术条件所提供的‘超文本’使罗兰·巴特设想过的‘可写文本’变成了现实。”[⑩] 至于“网络叙事”的一般的描述性定义，是指在网络上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及各种多媒体的符号体系，对两个以上在逻辑结构与语义关系层面上相互关联的主题事件进行叙事性结构。两个概念不仅强调了电子媒介和网络平台，而且向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及各种多媒体符号体系开放了动态交互的可能性，还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纯粹技术导向与文学中心观念，为作为一种“超文本”的表征实践的“网络叙事”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但尽管如此，当下中国的“超文本”及其“网络叙事”，还是主要停留在经由网络小说和电子游戏改编成影视剧的相对单一而又浅表的层面，不仅在链接的自由跳转与界面的人机交互领域较少作为，而且缺乏对文本和叙事自身的深入反省与对其意义的深度追寻；跟媒介技术与网络文化更为发达的欧美各国相比，确实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正因为如此，在2011年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繁荣”景象之下，也开始暴露出“内容同质化”、“风格类型化”和“产业跟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1] 网络文学及其相关影视剧自身良莠不齐、著作权版权纠纷增多以及道德底线失守、文化品位失落等话题，也一再为社会各方所提及。显然，只有改变相对单向、封闭而又静态的“超文本”及其“网络叙事”实践，使传受者在不同的阅读/观看/聆听路径中分别导向不同蕴涵的文本意义，在虚拟的互动对话中强化和提升传受者的选择和期待并最终跨越文本之间的边界、消解传受者之间的各异身份，才能最大限度地体会非线性信息组织亦即“超文本”带给人们的特殊感受，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网络叙事”的时空特性，并为追寻其中的意义提供更为有效的技术支持与更加深刻的哲学基础。
当代哲学人类学家德·穆尔曾经颇有见地地指出，信息技术已经为人类的扩张开辟了新的空间；而赛博空间本身也开始了对世界和人类的殖民化；倘若我们把电脑称为一种本体论机器，那是因为这种机器会将所触及的任务事物都从空间和时间组构上加以解构和重构。[12] 在当今的电子媒介时代，时空的革命已经发生，文本与叙事的革命正在进行。如何面对一种征服时空的叙事与征服叙事的时空，或许正是超文本及其网络叙事苦苦追寻的意义所在。
[①] [美]威廉·欧文编：《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导论：关于《黑客帝国》的深思”第1-2页，张向玲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第20-21页，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④] [法]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第6-11页，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⑤]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4页，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⑥] 例如：聂庆璞等的《网络叙事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黄鸣奋的《数码艺术学》（学林出版社，2004）；于洋、汤爱丽、李俊的《文学网景：网络文学的自由境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杨雨的《网络诗歌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欧阳友权的《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与曾繁亭的《网络写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等。
[⑦] 欧阳友权：《网络叙事的指涉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页。
[⑧] 黄鸣奋：《超文本诗学》第13-1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 张春：《超文本文学创作的形式实验及其美学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58-163页。
[11] 《网络小说和影视剧“珠联璧合”？》，《新快报》2012年2月23日，第B12版。
[12] [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第33页，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人口学家是从“统计事实”出发来讲“道理”的，而如何选择“统计事实”则需按照“学术标准”，比如，数据必须“真实可靠且有代表性”。站在这个立场上，毛泽东时代我国的人口健康教育素质指标要远高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我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广大发展国家的，包括印度，这是国际上公认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成就举世瞩目，但不少领域也有不可低估的错误，两个方向性的大错：该放的没放；不该放的却放过头了。前者是计划生育。本该顺应历史大潮，随着社会发展而彻底放弃的，但却于1980年变本加厉，走向了极端；后者是教育医疗卫生。本该hold住的，却过度推向了市场。如今积重难返，后患无穷。
失独家庭问题浮出水面了，这与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直接有关。计划生育的恶果正在一一发酵，并呈叠加迸发态势。政府对独生子女家庭从生到死的各种承诺统统都靠不住，不是不信任政府，而是政府没有实现这些承诺的底气，因为“底气”被计划生育“釜底抽薪”了。可悲的是，政府还依然在高调地自掘坟墓！
新课题：90后面对职场进入社会
张颐武
暑期将至，又到了毕业的时刻。今年的毕业季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是是90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了，走进社会。将要和我们共事的从此以后将是90后了。当然，这是从小学到大学直到博士的所有的面临毕业的人的庄严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他们的人生会和以前大为不同。但90后的毕业意味着一个新的社会状况的到来，90后继80后之后也开始进入社会，而80后已经到了成家立业之年。90后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几乎没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也几乎没有经历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过渡阶段。这些新的变化都会为中国社会添加新的因素，带来新的变化。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时刻和我们当年其实有所不同。他们的成长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迅速发展和最丰裕的时代，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有最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新的全球的平台，也是和互联网紧密接触共同成长的一代。这些都是过去的我们毕业时所难以想象的。因此他们的机会和可能性是不可限量的。中国的未来当然要依靠这一代人的未来的创造，才可能实现百年来中华民族发行的梦想。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如过度重视个人的感受，过度敏感而缺乏韧性，受到消费主义的过度的影响等等，这些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
在我的体会中，毕业意味着一次人生道理的再选择，意味着自己的生命告别了一个阶段。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学习修业的准备阶段越来越长了，但既使是不断上学，人总经历一次次的毕业，总要有自己开始人生的时刻。毕业不由自己选择，它总会到来，总会让我们怀着忧伤、兴奋、不安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我们过去确定的生活在这一刻改变，我们在进入未知。进入一些向我们敞开的可能。毕业和后来的转行或工作转换有所不同。它不是你一个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群体的必然。你和你的同级人一起走到这个时刻，从此各奔东西，走向不同的命运。每天相伴，每天共同面对的生活一去不复返，而新的生活中你会遇到新的人，结交新朋友，面对新境遇和新挑战。
毕业后进入社会，无论职场生涯还是事业发展，或是私人生活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都要求着新的应对和适应。首先是环境的变化和自主的生活都需要更多的适应，在社会生活中对于人情世态有一定的熟悉和了解往往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其次社会对于人的评价的标准会和学校中有相当的差异。人所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要求个体的情商或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甚至比知识更重要。这些都构成了对于人的综合能力的相当大的挑战。学生从小就在学校生活，没有多少社会经验，而且我们的教育方式也更多强调学生的学业发展而并不重视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合作能力。往往进入社会之后会有很强烈的不适之感。而且往往由于缺少对于这些问题的应对，一旦出现这样的调试不良，往往会变得消沉和极端。而互联网则在扩大他们的视野和眼界的同时也放大了他们的情绪和相对片面的感受。这些都会在进入社会之后凸显出来。同时，毕业时人常常对自己的未来有相当高的期许，但往往进入职场之后最初做的工作是较为基本和简单的事务性的工作，如简单的迎来送往的接待或会议的准备等相对琐碎的事。这往往和毕业时的期许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造成了很到的落差和负面的情绪，如果不能有效地调试和适应，往往会形成逆反心理，使得未来的路更加难走。
在这个时刻，我期望他们的一是更坚韧些，他们受到的关爱比我们多，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见多识广，但他们也最终要自己面对挑战。人生很长，毕业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阶段过去。我们还会承受自己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惑。这时所需要的是坚韧。二是更豁达些，人生里有顺利和逆境，有快乐和忧伤，有些事我们自己能努力改变，有些事不由我们选择。想开点路才能宽阔，无论如何保持对于生活的乐观最重要。当然我们也应该期望社会给予90后的毕业生更多的实现梦想的机会，更多的关怀和具体的帮助，更多的鼓励和更多的期许。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前行的重要的力量。要让年轻人感到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打拼。社会和家人都在期待的同时鼓励和慰勉着他们，这也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力量。政府和社会也要用实际的行动，具体的措施为他们排忧解难。
毕业了，人生的新的一页就此翻开，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未来的页面上留下自己的生命的踪迹。我们应该在此祝福他们。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五)开宝六年癸酉(973)<执政罢免>栏:
十一月丙午,参知政事卢多逊丁父忧起复。
按,参知政事卢多逊丁父忧起复时间,表记于“十一月丙午”,诸书记载不一。《宋史》卷三《太祖纪》记于“十二月丙午”,《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太祖圣政》记于“十二月丙子”。
检是年十一月辛亥朔,月内无丙午日。又,十二月辛巳朔,月内无丙子日,丙午为二十六日。
考前引《太平治迹统类》载卢多逊父亿“十二月庚子”“以忧卒”,卢多逊以十二月庚子丁忧,丙午起复,丁忧时间仅及七天。此一事实正与《宋史》卷二六四《卢多逊传》所记“丁外艰,数日起复视事”相合。可知作“十二月丙午”是,此外均误。记作“丙子”，当为“丙午”之形误。
春將盡矣，飛絮滿天。前曾論及花草，頃復續說數語：
詩家比興，多本花草。但花草意識之深，詩似乎還不如詞。
詞選伊始，即名《花間》；後復有宋人《草堂詩餘》、《花庵絕妙詞選》等；還有專選詠梅之作的黃大興《梅苑》。至明人陳耀文乃合《花間》與《草堂》爲《花草粹編》。黃河清等人更有《草堂詩餘》正、續、別、新諸集之刻。一時間，花草儼然詞之代名詞。故王士禎論詞之作就逕稱爲《花草蒙拾》。
事實上，詞家也確實較詩家更屬意於草木花卉。名家別集如謝薖《竹友詞》、張元幹《蘆川集》、周紫芝《竹坡詞》、沈灜《竹齋詞》、廬陵李氏《花萼集》、張掄《蓮社詞》、史達祖《梅溪詞》、高觀國《竹屋詞》、孫惟信《花翁詞》等都以草木立名。
而詞牌名稱，也是個觀察詞人花草意識的好指標。屬意花草者，殊不罕覯。例如：
南柯子。又名南歌子、風蝶令。唐教坊曲，仙呂宮。張泌云：「柳色遮樓暗，桐花落砌香。畫堂開處晚風涼，高捲水晶簾額襯斜陽」，本以草木起興，故知歌為柯之訛。
賣花聲，又名浪淘沙。唐教坊曲，本七言絕句，後流行為雙調小令。柳永後演為長調慢曲，入歇指調，周邦彥入商調，格式不同。
雙紅豆，又名長相思。唐教坊曲，雙調小令。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云云者是也。
山花子，即攤破浣溪沙。南唐中主：「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一闋即此調也。
采桑子。又名羅敷媚、羅敷豔歌、醜奴兒令。既稱羅敷之豔，又名醜奴兒，殆不可解。有雙調、羽調。作者如馮延巳「花前失卻遊春侶」、李清照「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等，均不就采桑事說。
柳梢青，又名隴頭月。秦觀「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雨後輕寒，風前香細，春在梨花」云云，即咏本題者。
一剪梅，雙調小令。
雪梅香，正宮。
風入松。琴曲即有此名，傳為嵇康作，宋曲入林鐘商。吳文英「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俞國寶「暖風十里麗人天」等，雖非寫松，仍存風動草木之意。
醉花間，唐教坊曲，雙調。
醉花陰。李清照詞：「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木蘭花。唐教坊曲，林鐘商調。宋教坊演為木蘭花慢，又有偷聲木蘭花。木蘭在詩詞中甚多，義山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踏莎行，中呂宮。莎即草，晏殊「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臺樹色陰陰見」猶是本意。
淡黃柳。姜白石自度曲也，正平調。「空城曉角，吹入垂楊陌，馬上單衣寒惻惻」者，即用本意引申。
惜紅衣。紅衣指荷花，亦白石自度曲也。序云因吳興荷花盛開而作，以無射宮歌之。
暗香。仙呂宮，亦白石自度曲，與「疏影」皆詠梅名篇。
桂枝香，又名疏簾淡月。
荷葉杯。唐教坊曲，雙調，溫庭筠：「一點露珠凝冷，波影，滿池塘。綠莖紅豔兩相亂，腸斷，水風涼」，即咏荷花荷葉者。
柳枝：樂府瑟調即有《折揚柳行》，橫吹有《折楊柳歌詞》，清商曲有《折楊柳歌詞》，唐樂亦有《楊柳枝》。詞之柳枝即由此衍來。
乾荷葉。元劉秉忠自度曲。
一葉落。以唐莊宗詞“一葉落，寒衣珠箔”名調。
後庭花。用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意。
望梅花。和凝作望梅花詞，因以名調。
浣溪沙，一名小庭花。
柳含煙。毛文錫詞：“河橋柳，占芳春。映水含煙拂路。幾回攀折贈行人”，遂名之。
桃花曲。又名十二時。
占春芳。東坡詠梨花“紅杏了，夭桃盡，獨自占春芳。 ”
楊花落。李邦直“楊花落，燕子橫穿朱閣。”
鬲溪梅令。白石自度曲。
雙頭蓮令。趙介之詠雙蓮。
滴滴金。詠菊者，因以名調。史鑄《菊譜辨疑》說：“越俗有菊花由花梢引露滴入土，却生新根而出，故名滴滴金。”
尋芳草。取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句意名調。
遍地花。小石調。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溪”。
蝶戀花。商調，以簡文帝樂府“翻階蛺蝶戀花情”立意。或云本蘇小小故事。
玉梅令。高平調，白石自度曲。謂石湖畏寒不出，作此戲之。
看花回。取劉禹錫詩意：“無人不道看花回”。
荔枝香。大石調。用唐明皇楊貴妃故事。
隔浦蓮。大石調。
鬥百花。唐俗女子鬥花，以奇為勝。
爪茉莉。夾鐘調。
滿路花。仙呂調。又名促拍滿路花。
蕙蘭芳引。仙呂調。
江城梅花引。合江城子與梅花引而成。
一枝春。亦詠梅花者。
紅情。柳永詠荷，創此調。
滿庭芳。中呂調，吳融詩：“滿庭芳草易黃昏”。
並蒂芙蓉。杜次膺作，詠並蒂蓮。得以除大晟樂府協律郎。
國香。詠蘭。
丁香結。商調，取古詩“丁香結恨新”之意。
桂枝香。唐裴思謙狀元及第，宿平康里，詰旦賦詩：“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調名本此。王安石曾賦此闋，東坡歎曰：“此老野狐精也”。
霜葉飛。大石調。
一萼紅。據說太真初妝，宮女進白牡丹，妃拈之。次年花開，都有一痕紅線。明皇為製《一拈紅曲》。詞名本此。
此外，尚有賣花聲、灼灼華、花犯念奴、百葉桃、石藍花、看花忙、青苔思、一叢花、擊梧桐、雨中花、擷芳詞、柳梢青、緗梅萼等，不能盡考。
當然也有些名稱看起來像取意於花木而其實不是。如《菊花新》，乃是咏人的，稱某人爲菊部領袖；《一枝花》，也詠人，指唐傳奇李娃傳的原型「一枝花話」。還有些與草木本來無關，可是後來又有關了。如《虞美人》，原本取意項王虞姬事，但《益州草木記》偏偏講了個故事，說：“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這就跟草木有關了。諸如此類，也不能盡考。由這些詞調名稱及其取名因緣來看，詞家花草情深，實在驚人。
此種現象，也許會令人聯想到詞體的特徵。詞之正宗，夙推香奩。謂其風格婉約，要香而弱，多女郎口吻。屬思花間，殆由於此。
這也不能說沒道理。不過美人香草是中國文學的大傳統，未必因留情花草，風格就偏於婉約香弱了。詩中老杜，還被稱為浣花翁呢！詞家蘇辛，同樣花草繫情，而不害其為曠蕩豪放。
稼軒且有其他詞家很少用的調子，如《金菊對芙蓉》，以此詠重陽；或《尋芳草》，雙調，五十二字(這個調也只有稼軒作過，無別詞可校)。他還有詠極罕見之花的，如以《水龍吟》賦京口范氏文官花。明胡翰因作《文官花贊》、蘇伯衡亦有《范氏文官花詩序》，發揚其“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之思想。另外，俞弁《逸老堂詩話》還說：“梅花不入楚騷、杜甫不詠海棠、二謝不詠菊花，亦可懊恨。辛幼安詞云：‘戲馬台前秋雁飛，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詞調鷓鴣天。稼軒蓋為菊解嘲也。”草木知己，似乎也不能漏掉稼軒這樣的詞人。
今天是5。12汶川地震四周年。
一晃就四年了，北京细雨黄尘，天清地浊的，如果不是晚上电视里不停自我歌颂着人间大爱，我还真的忘记今天是这样一个日子。
四年前的那几天，我们痛心，到银行去捐款，明知道这钱可能去路多艰，但也要给自己一个安慰，不能有遗憾。可是后来红十字会用实际行动打掉了我们内心的那一丝幻想。
我想起在全国默哀的那天我好像曾写过一个小文，本想放在博客上，但后来觉得在那样一个日子说这些尖酸的话可能不太舒服，别人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所以就放在电脑里了。今天想了起来，于是翻箱倒柜，终于在已经不用的破笔记本里终于找到了，这才看到当时起的名字叫《向自己致哀》。为什么要起这个文章名字呢？我现在自己也想不起来。不过看着今天的电视，发觉我当时的提问并非不合时宜。那么多孩子死在豆腐渣楼里，到现在也没见有头有脸的人承担什么责任，反到是都在抢着歌功颂德，“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那些死去的人真的是“纵做鬼，也幸福”！
虽是老文，好像也没写完，放在这里吧，也算是个纪念。
向自己致哀
也许在这个时候写下这些文字，是不合时宜。但是今天下午，当我们面对半降的国旗，在一片笛声中向死难者致哀的时候，阳光剌进了我的双眼，我的眼泪流了出来。是的，是阳光剌着我。76年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去世，多少人号淘大哭，可是我没有一滴眼泪。那时我怕别人说我对革命领袖没有感情，在悼念的场合要低着头，做悲痛的样子。可是这回我没有低头，我抬头看着国旗，让阳光斜剌着我的眼睛，泪水涌了出来，透过泪水看着那红色的旗帜，我看到的是灰土掩盖着的鲜血，我看到的是一个个死去的生命，一张张孩子可怜的脸。这时我有一种悲愤，一种悲愤！那些可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重视过他们，那些孩子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眼皮下生存，他们就是春运时在火车站拥挤着被人们称作民工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写字楼、在公司、机关打扫卫生的被称做阿姨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城市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就是被城里的媒体称为装修工、装卸工、洗头妹、收废品的、卖菜的、跑堂的、送快递的、小保姆、贫困生等等等等的那些人，还有那么多孩子，那些念书就是要改变父母一样命运，想得到一次机会却无比艰难的那些孩子。在平时，谁曾真正地关注过他们。
谢谢电视台的朋友们，谢谢那些及时传送消息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到一场灾难的场景，这几天都是在震惊、叹息、感动中度过。大灾总要过去，我们的感动也会平静。我知道在现在这样说会招来骂声，可是我从地震发生之日，就不断地想着这个也许可笑的问题：谁来承担责任？
发生了灾难，不应该有人承担责任吗？
2008年5月19日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四) 开宝六年癸酉(973)<宰相罢免>栏:
八月甲辰,赵普自右仆射以检校太尉、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检校太尉”,《编年录》卷一同表所记。然《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作“检校太傅”,《宋会要辑稿(以下略称《宋会要》)·职官》七八之二所记同本传。检《宋大诏令集》(以下略称《诏令集》)卷六五《赵普罢相授使相制》,制词结尾除授署衔正作“检校太傅”,则知表作“检校太尉”误。据《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检校官”条,“检校太尉”的地位高于“检校太傅”，理当一辨。
成王败寇
胡泳
2012年1月14日晚，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民进党接受大选失败的事实，尊重人民的抉择。她在败选演讲中说：“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罕见的一幕：中国的政治文化向来讲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台湾民众并未将失败的政治家蔡英文“打入地狱”，不仅她质朴、真实、感人肺腑的演讲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使她虽败犹荣，而且，她还那样自信地表示，在野仍然具有力量，可以在台湾政治中发出反对的声音和发挥制衡的力量。
中国的政治斗争一直是以“全赢全输”为支配模式的，这种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回顾一部中国政治史，我们随处可以见到，中国传统的统治阶级对于权力，具有高度的攫取欲和占有感。他们夺权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一旦成功登基，又唯恐失去权力，最大的工作不是治理国家，而是清除异己。在他们的御用史官笔下，成功者风光无限，失败者只能听任自己被安上各种污名。正如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诗云：“成王败寇漫相呼，直笔何人纵董狐。”
成王败寇，典出《庄子·盗跖》，由其中的“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转化而来。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满苟得对子张说道：“小的盗贼被拘捕，大的强盗却成了诸侯，诸侯的门内，方才存有道义之士。当年齐桓公小白杀了兄长、娶了嫂嫂，而管仲却做了他的臣子；田成子常杀了齐简公自立为国君，而孔子却接受了他赠与的布帛。谈起来总认为桓公、田常之流的行为卑下，做起来又总是使自己的行为更加卑下，这就是说言语和行动的实情在胸中相互矛盾和斗争，岂不是情理上极不相合吗！所以古书上说过：谁坏谁好？成功的居于尊上之位，失败的沦为卑下之人。”
在《庄子·胠篋》中，则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里是说，偷了吴钩（一种佩刀）的被杀头，窃国大盗反而成了诸侯，诸侯的门下仁义高悬。无论《盗跖》还是《胠篋》，要表达的都是“大盗不盗”的意思：最高明的大盗不偷具体的东西，他偷国家，偷仁义礼法，偷圣人贤士，超越小偷蟊贼的低层次，两极相通，大盗反而像圣人了。
在论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前，庄子用一系列比喻铺垫：“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你制作了斗斛称粮食，结果盗贼连粮食带斗斛一并盗走；你制作了天平杆秤计斤测两，结果盗贼连东西带秤一并盗走；你刻造符契、印玺作凭信，结果盗贼连权力地位带信物一并盗走；你制定仁义准则以校正百姓的行为举止，大盗不仅夺取你的江山，连同仁义的行为准则也归他定义。迈进了诸侯的门槛，到处是仁义道德，这证明了，你只要是窃取、占据了权力，连同仁义圣智，就都被你占有了。
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大盗，他会窃取价值观念的解释权、百姓行为的衡量权以及社会道德的终审权。其实，这些权，也正是圣人想要的，由此老子才会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存在某种“圣盗共生结构”。
在中国，成功者是不会受到指责的。成功的一方一旦当权便立即合法，拥有立法权；失败的一方随之失去合法地位，没有任何发言权。甚至就连成功者的长相也随着成败变化：《明史·太祖本纪》描述朱元璋的长相时说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可到了《清史》，朱元璋却又变成一个尖嘴猴腮的人物。在我们的历史观中，向来有脸谱化的倾向，譬如孔子是至圣先师的时候，他的画像凛然有威仪；而当将孔子视作“开历史倒车”的罪人时，其形象却又那么猥琐不堪。至少，我小时候看到的小人书里的孔子，和天安门广场矗立的孔子像，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大部分受中国式思维教育的人都会认为“成王败寇”乃属必然，不会去深究那些为王为寇者的成因、动机或行为模式；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对人、对事的判断，会因此沾染上一种严重的“只论成败、不问是非”的习气。你成了，你万事皆对；你败了，你满盘皆输。除了“成”和“败”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在这个标准之下，人们会问自己：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胡平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成王败寇”心理时入木三分地写道：“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恥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三)乾德五年丁卯(967)<宰相进拜加官>栏:
二月丙午,赵普自门下侍郎加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昭文馆大学士。
按,此记两处有误。
其一,日期误。《宋史》卷二《太祖纪》、《长编》卷八、《十朝纲要》卷一,均记于乾德五年三月丙午。《编年录》卷一对赵普拜昭文相虽未单独列出,然于其乾德二年拜集贤相内亦明确记在三月。检是年二月庚申朔,月内无丙午日。三月庚寅朔,丙午为十七日。当据改。
其二,官名误。据上述引书及《事略》)卷二六《赵普传》均记赵普拜相所加为“尚书左仆射”,当是。《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所记亦误为“尚书右仆射”。
肉食者鄙
胡泳
“肉食者鄙”出自《左传·庄公十年》。春秋时期，强大的齐国国君齐襄王死后，他的二位公子（小白、纠）争王位，而弱小的鲁国因为送出走的公子纠回国，而受到已登上王位的公子小白（齐桓公）之猜忌，小白出兵伐鲁。
鲁国危在旦夕。此时，曹刿求见鲁庄公献退齐师之策。曹刿的亲朋好友（“乡人”）劝他不要去，说了这样一句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意思是说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中有许多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都在那里出谋划策，你何必去掺和呢？ 曹刿给出了一句著名的回答：“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其后的事情就是历史了：“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鲁齐之间的“长勺之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肉食者，简单地讲，就是吃肉的人，引伸为有权位的人；鄙：鄙陋。这个成语意指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人实际上是眼光短浅一族。清代学者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饮馔部》里这样解释：因为那些当权者油腻吃太多了，在体内“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故而，“肉食者鄙，非鄙其食肉，鄙其不善谋也”。
一个“鄙”字，显示曹刿显然不信任“肉食者”，他们的鄙陋引来曹刿的鄙视。换言之，他就差对鲁国国君开口大骂了：国事所依靠的那些达官贵人不过是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酒囊饭袋之徒，他们哪里会有御敌保国的办法。即使他们有些急智，那也不过是临渴掘井罢了，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肉食者何以“鄙”呢？可能首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不能舍弃，从私心算计，以个人画圈，当然就不能为国家、为大众“远谋”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对实情隔膜，对民众冷漠，所出之招必为昏招，所行之事必为滥事。结论很简单：朝廷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是靠不住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绝不缺少“肉食者鄙”的例子。可以一起来读一些古诗：杜牧《台城曲》：“整整复斜斜，隋旗簇晚沙。城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历史上最著名的亡国之音，可能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这是隋朝的事。
到了北宋末年，内忧外患重重，君臣犹自升平，最终两帝被俘，“靖康之耻”难雪。宋人刘子翚有《汴京纪事》二十首讽之，著名的一首云：“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说的就是蔡京、王黼等前朝权贵成国家大事不足、败国家大事有余的旧闻。
后来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然而他并未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只求苟且偏安，根本就不想收复失地，还迫害将领岳飞等人。内政腐败无能，外交屈膝投降，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诗人林升愤而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写下一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诗中“熏”、“醉”两字惟妙惟肖地刻划了肉食者的精神状态。
朝代相袭，肉食者之鄙却恒常，致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曹刿自己也不会想到，就是他这样一句针砭时弊的牢骚话，却会流传后世，成为经典。直到近代，严复还在《救亡决论》中说：“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
说到肉食者鄙，就会想起苏轼的《艾子杂说》。幽默的苏轼堪称古代的“段子”大王。这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艾子之邻，皆齐之鄙人也。闻一人相谓曰：“吾与齐之公卿，皆人而禀三才之灵者，何彼有智，而我无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粗粝，故少智也。”其问者曰：“吾适有粜粟钱数千，姑与汝日食肉试之。”数日，复又闻彼二人相谓曰：“吾自食肉后，心识羽达。触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穷理。”其一曰：“吾观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后出岂不为继来者所践？”其一曰：“吾亦见人鼻窍，向下甚利，若向上，岂不为天雨注之乎？”二人相称其智。艾子叹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顺便说，《艾子杂说》有人疑系假托东坡之名而作，但不论是谁所作，其出于宋人的手笔无疑。从上面所引的诗歌可以看到，北宋与南宋的肉食者，并不在少数，就凭着懂得脚面向前、鼻孔向下的一点智慧，治理政事，结果越弄越糟，以至不可收拾。
从苏轼的段子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肉食者固不聪明，吃素者认为自己食肉以后就会聪明，则更是愚蠢。以后遇到肉食者，以及竭力想成为肉食者的吃素人，不妨像艾子一样叹一句：“唉，這就是吃肉人的智慧呀！”
俺认识李阳，是2000年，2005年春节前，录这期节目时，李阳比以前略胖了一点，也略略地有着一些疲倦。或许是这一次有爸爸同来，李阳收敛了很多，俺甚至猜测，李阳小的时候，一定非常怕他的爸爸。俺们节目很牛的是，把李阳的父亲也请进了节目，他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平素并不露面。
2005年3月，节目播出。1个月后，李阳在美国内华达州结婚。因为各自都忙，俺俩再没见过。看着旧节目，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心里很不滋味。
“ 梦想比翅膀更重要。” 苏牧
《无翼鸟》。2006年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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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的内容是：“有电影的生命，一日长于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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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 20:56)
(5月9日 20:49)
《中国电影史·民族篇》课程，继巴音、杨蕊导演之后，请来了蒙古族著名演员和导演宁才、娜仁花夫妇。宁才导演是以前聊过天的，从块头到嗓子，都是标准的蒙古汉子，还不乏幽默机趣；娜仁花则是第一次见面，跟在银幕上一样端庄美丽。两人的思想和口才均十分了得，配合默契令我和同学们羡慕到极致。
各位同学争先恐后提出的问题，也十分到位，且都有深入的思考。北京民委副主任、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牛颂主席对课堂的评价很不错，总结很是有高度。
迄今为止，我们的课程跟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已经进行了多次合作，将大学课堂与北大教学网、超星学术、社会活动、影片放映、各界交流等错落有致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在我十年的北大教学历程中还是第一次，相信也能给同学们带来新鲜的体会和感受。
和煦的春风吹绿了燕园的垂柳，温暖的春光唤醒了沉睡的未名。在这美丽的春光里，北京大学迎来了第114个生日。5月5日，光华管理学院举行“燕归来”返校日活动。近600位光华校友重返学院，共庆北大华诞，追忆光华岁月。
当天上午，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光华校友们“重游燕园，寻梦北大”。从百年讲堂到图书馆，从理科楼群到博雅塔，从人文学苑到未名湖，一处处魂牵梦绕的美景让校友们流连忘返。
校友签到
欢迎回家！
下午1点，校友们齐聚光华1号楼203多功能厅。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党委书记冒大卫老师、龚六堂教授、吴联生教授、曹凤岐教授、王其文教授、刘玉珍教授、姜国华教授、李其教授、黄慧馨教授、陈玉宇教授、孔凡敏教授、赵龙凯教授、马力教授、丛月芬老师、滕飞老师等数十位教授、老师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与校友亲切交流。
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党委书记冒大卫老师对各位校友“回家”表示热烈欢迎。
蔡洪滨院长致辞欢迎校友回家
冒大卫书记与校友共同追忆光华岁月
为了庆祝返校日的举行，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通过短片表达了问候，并特意与何玉春师母一起为活动创作了诗画《七绝》：“楼前幼树是谁栽？窗下依然旧绿苔。往事如丝犹可忆，新花正盼燕归来”。曹凤岐教授作词《满江红•燕归来》，赞扬光华校友勇攀事业高峰，立志报效中华的情怀。王其文教授则在现场挥毫泼墨，献上对联《校友情深》，感叹光华人执著奋进，为民求索的精神。
厉以宁教授、何玉春女士书画
曹凤岐教授激励校友继续勇往直前
王其文教授挥毫泼墨
随后，蔡洪滨院长发表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形势展望”的演讲，与广大校友分享自己对于中国经济的独特见解和深入分析。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MBA项目中心主任吴联生教授向各位校友介绍光华MBA的项目改革与未来发展计划。
吴联生教授介绍光华MBA项目
与此同时，光华管理学院校友事务中心组织的一系列主题文化活动也陆续展开。品茗，书画展览，高尔夫体验，葡萄酒、雪茄鉴赏等各具特色的活动为各位校友带来格调高雅、品味高尚的文化体验，同时也营造出了校友间相互交流的良好氛围。另外，学院还非常贴心地安排了亲子活动。于松岭校友的讲座“子女教育及人生系统规划”给返校校友及家属上了一堂宝贵的亲子教育课。
文化体验活动
亲子活动
返校日纪念袖扣
“燕归来”光华校友返校日系列活动的圆满举行，进一步加强了学院与校友和校友彼此之间的联系，为光华进步、校友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今后，光华将在每年的校庆日举行“燕归来”返校日活动，邀请校友回家，使学院成为校友永远的发展后方和强大的精神家园。
（“燕归来“返校日短片请 [v.youku.com]
附：曹凤岐、王其文教授诗词、对联
满江红•燕归来
——为校友返校而写
曹凤岐
未名湖畔，桃红柳绿开鲜花。人欢笑，八方同学，重返光华。远飞燕子存高志，不忘燕园有我家。感恩母校感恩老师，定报答。
燕归来，春雨下；叙友情，知心话。相约花开时，再聚北大。发展企业下商海，振兴经济上云霞。勇于改革不断创新，为中华。
王其文教授对联
上联：想当年求学燕园修身明智伴塔高湖清松青柏翠情连师生谊结学友人离燕园情犹在
下联：看今朝驰骋商海经世济民逢桃红李白柳绿槐香心思北大梦念光华春回大地燕又归
横批：校友情深
对外关系部供稿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二) 建隆元年庚申(960)<执政进拜加官>栏:
八月戊子，赵普自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加枢密副使。
按，此处所列赵普官职的除拜先后有误。《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载:“太祖北征至陈桥，被酒卧帐中，众军推戴，普与太宗排闼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众军环甲露刃，喧拥麾下。及受禅，以佐命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又载:“车驾征李筠 ，命普与吕馀庆留京师。普愿扈从，太祖笑曰:‘若胜胄介乎？’从平上党，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长编》卷一记作:“戊子，以普为兵部侍郎，充枢密副使。”《东都事略》(以下略称《事略》)卷二六所记与《宋史》、《长编》略同。据此可知，赵普“兵部侍郎”之除，非在“枢密副使”除拜之前，当为同时。因此，表应记作:自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迁兵部侍郎、枢密副使。
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胡泳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
宋史宰辅表考证
辨误篇
一,北宋之部
卷二百一十 表第一
(一) 建隆元年庚申(960)<执政进拜加官>栏:
二月己亥,吴廷祚自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按,吴廷祚自枢密使所加官,当为“同中书门下二品”。此误标点本《宋史》已出校记指正。然这条记载还有一误,尚未勘正。即吴廷祚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的时间。《宋史》卷一《太祖纪》将此事记在“二月乙亥”,与後周宰相范质加兼侍中、王溥加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加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在同一天。宋徐自明所撰《宋宰辅编年录》(以下略称《编年录》)卷一在“二月乙亥”後周三相加官之后,径以“同日”之下书此事。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称《长编》)卷一所记同《宋史》本纪。检之朔闰,是年二月辛未朔,依此推算，乙亥为五日,己亥为二十九日。二者时间相隔几近一月。据上述可知,诸人加官当在同日,表作“己亥”乃系“乙亥”之形误。
早晨为某学生找旧光盘，在书架高处，翻到8年前赵普与俺的一场45分钟对话视频，抽空跳看，还挺有意思。于是，给赵普老弟发个短信，普老弟也回了一个短信。一晃8年过去了，真快呀，当年俺横跨在央视和北京电视台之间，后来为了北京电视台，牺牲了央视，对于兼任着总策划的主持人来说，北京电视台的创作施展空间，远比央视大，而赵普是标准主持人，当时在北京电视台供职，央视意味着在高处。后来，赵普向高处攀登，过五关，斩六将，成功应聘央视，俺却从央视跑了。录这期节目，是2004年4月24日，碰巧是赵普生日。那时，赵普是北京希望工程形象大使，刚出版了《募的》这书，买这本书，就等于资助了希望工程。不过，赵普只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北京以外没有影响力，而俺改版创办的《非常接触》栏目，是在全国35家电视台联播，广告商和投资老板都很担心收视，在兄弟我的死硬坚持下，把赵普请到了节目中！
返台嫁女，逢徐秀榮，告訴我說我的《中國文学史》初版售罄，要再版了；陳信元等人也都說已選用作為教本。甚以為慰。從前我曾說我這本書不是教材的寫法，但將來必成為教材並取代目前若干教材，許多人不服氣，罵我狂妄。目前看來，這其實再自然不過了。學生讀了我的書以後，其他的文學史哪還看得下去？當年我《文學散步》剛出版時，大老也一片噓聲，後來各校文學概論課程還不是只好用那本書，《中國文學史》將也是如此。。
此處略輯李霆、吳銘能、張向榮、潘德寶諸先生書評數篇附於後，以供參考（不是藉機做廣告，書已賣完，何需再做廣告？）諸君推重抬愛處，至為感謝；略有一二批評，我也會在再版序中做些說明以釋疑。各方師友如校出誤字或檢出各種人誤時誤事誤文獻錯誤，均祈賜告，以便再版時一併修正，統此先行致謝：
照见文学史经纬
2012年03月06日深圳晚报 李霆
文学史中蕴含著者个人性情创作而成佳篇，除了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外，还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胡小石的《文学史讲义》、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台静农先生未完成的两卷《中国文学史》。手头一部龚鹏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似亦可比肩列入。
这套文学史见地与钱基博先生颇有同气之声，都是不满众多文学史著谬于西方文学观念而发，只是走得更远。试看作者自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史之写作，不但小说、戏曲、俗文学大举纳入，甚且还要强调文学出于民间。”“而文学整体的动向，则是单向度、决定论式的进化历程。如何进化呢？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过去的文学史，老是要用文学材料来讲社会发展史、意识斗争史、音乐戏剧说唱表演史、民族进化史等等，对文学的观念与问题又都讲不清楚。”
所以他认为，“文学史……是说明文字书写品如何美化成了艺术、成了文学文本；然后看历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学这件事、如何让文学更符合他们心目中对文学美的要求；再则解释文学与其他艺术分合互动的关系，以见古今之变”。这便是龚鹏程走得更远的地方，“文学的主角，其实并不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观念。每个时代文学观不同，故其所谓之文学即不同，其所认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样。”这番话讲得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龚鹏程从还原中国历代故有文学观念出发，将文学史开端定于汉代；继而详叙南北朝奠定后世文脉骨骼肌理诸般特质与典范，其中乐与诗之分途成合，经与文之背反交融，衍生嬗变、线索纷繁；去魅化盛唐观念，认为文士的文学批评意识在宋代方才开花结果，诸多文体树立规范，常与变之间，文道、诗词、骈散、艺文皆有分合；元趋唐调，清承明制，古史的通俗化与传奇稗文合流，雅俗相生，各尽其妙；元戏不可考，其版本、作者、唱法、结构都来自明人建构；文学发展受惠于社会全面文人化，而非文学来自民间，文人向民间学习；最后言明中国文章大传统，其实不是抒情言志，而是说理言志，还中国文学本来面目，凡此种种无不别开生面，令读者大开眼界。应该说，龚鹏程完成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从还原文学观念的角度，把握住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大刀阔斧地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小枝节则略而不谈。然而毕竟牵涉太广，又兼龚鹏程文笔风流，书中不能尽意处，当由后学循其线索，深入发掘研究，这部文学史所立框架，亦可作为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文学诸般问题的前瞻之要。
此书具有强烈个人色彩，龚鹏程凭借深厚学养出入古今，以其一介文士的性情体验照见文学史经纬交错的历史变相，亦如月印大江，虽是作者心念反映，却有彼之灵魂长驻其间。即使有所偏见，亦极可喜，唯愿读者意会时自然流露出衷心地一笑。
雅健清新 見解獨到 — 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書後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中國西南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 吳銘能
由劉咸忻的疑問談起
「中國文學史」，是一門新興的課程。但它的位置尷尬，至少大學歷史系不承認其重要性，因此全中國沒有一個歷史系所有「中國文學史」這門課。而他在中國歷史的傳統之中，也只是一個嬰孩的成長期而已，談不上太重要的著作出現。
早在民國二十年代，生長於四川雙流的大學者劉咸忻對於坊間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就很不滿意，提出了強烈質疑：
文學一科，與史、子諸學並立，沿稱已久，而其定義、範圍，則古無詳說，今亦不免含混，是不可不質定者也。……
近者小說、詞、曲見重于時，考論漸多，於是為文學史者阼取以為新異，乃至元有曲而無文，明有小說而無文，此豈足為文學史乎？
但是，想要另起爐灶別撰一本，則非易事，只能引述了《論語》所謂文學，乃是對德行、政事而言，而所謂學文，則是對力行而言，皆是統言冊籍之學。以後學科的分化，才有專以文名，著錄詩賦一種，然後擴展為集部，與史、子相分別。到了六朝齊、梁之時，才有文、筆的區分，以有藻韻者為文，無藻韻者為筆。其後雕琢過甚，以復古返質，掀起古文運動，文、筆之說遂廢無人談，而古文與史、子皆入，也未嘗定其畛域，渾泛相沿而已。清代阮元復申文筆之說，文的範圍才有討論，章太炎正阮之偏，以為凡著於竹帛謂之文，有無句讀、有句讀的分別。近人取西人之說，以詩歌、戲曲、小說為純文學，史傳、論文為雜文學。
以上是劉先生把傳統中國文學在近代演變發展說出了大略輪廓，他自己也嘗試要做點開拓性的工作，於是把文界定為內實與外形兩部分，內實又以為有三種：事、理、情；而外形（以一篇為單位）綜剖，則分為五段：字、集字成句、集句成節、集節成章、集章成篇。並以為文章本是表達事、理、情為目的，方法各有偏向，事是指敍述描寫（可以史部涵蓋之），理是指論辯（可以子部涵蓋之），情是指抒寫情性（可以集部涵蓋之），這些只是一個大略籠統的說法。細分之，又有不同的狀況，如石刻之文本在敍事，也可以論理，抒情曲以合樂為名，可抒情也可敍事。而且，一種文體行之既久，內以擴張，就有變體，如詩以言情，也有敍事論理展現，亦成一妙。因此，事、理、情三者迭有互用，只不過有主從偏欹而已。
此外，對於八股制藝，一般不入主流的學術眼光視域，劉先生則有很高的評價，認為：
世間有此文，則文中有此品，文體固無所謂尊卑也。《四庫》不收曲詞、時文而鄙棄明人小品，斯為隘矣。
又說：
制藝之為學者所賤久矣，校讎著錄者與曲劇、平話同屏不錄，編文集者偶存之，必別為外集，乃至其序，亦以為不雅而當刪，科舉既廢，更棄置無人道，一二老生偶以為談諧而已，其賤也如此。……
制藝者，諸文之一也，亦本出於心，亦自成其體，固與諸文無異，不知其不能等觀者安在？謂其體下邪？文各有體，本無高下，高下者，分別相對之權詞耳。為古文者斥下時文，恐亂其體可也，而時文不以是賤也。彼為古詩者固斥下律詩，為律詩者固斥下詞，為詞者固斥下曲，律詩、詞、曲豈以是賤哉？謂其為干祿邪？彼唐之律詩、律賦、判詞，宋之經義、論策、四六，孰非干祿之具？今論策盛傳於異代，律詩、判詞皆編在別集，律賦且有總集，韓退之之試論在《昌黎集》，張才叔之經義入《宋文鑒》，曲劇、平話今皆有專家考論，列于文學之林，而獨於制藝則掩鼻過之，是得為平乎？
把一般人所忽略的科舉制藝時文，闡揚與唐宋各家文體地位相泐，這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絕少見到的高論，可算別具隻眼慧識。
不過，上述劉先生獨樹一幟見解，頗為黯然蕭寂，學者撰述文學史如汗牛充棟羅列，超過半世紀居然乏有共鳴者，寧非咄咄怪事，令人惋惜。
橫空而出的新作
直到龔鵬程先生以睥睨姿態橫空而出的《中國文學史》厚厚兩大册（上册2009年1月、下册2010年8月，均由臺北里仁書局梓行），才彌補了上述憾事。為何要寫這部大部頭的書呢？據作者自序說：
二〇〇四年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合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統計說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已多達一六〇〇部，臺灣香港還未計入，可見其盛。
只不過這些林林總總著作，排列在各大圖書館或學人書櫥內，看在作者眼中，竟然是「佳作寥寥」，無精彩可言。
按照作者躊躇滿志自信口吻，真要找一部文采可觀、論點明晰、見解深刻的，那就只有這一部了。
或以為作者放言狂妄，大有老龔賣瓜自吹自擂之嫌。這令我想起孔子感慨底一段話：不得中道而行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作者的確很狂。但這種狂，是建立在積學淵博，涵養深造有得自然而然地煥發自信神采。這不但是文人應有的傲骨（龔先生有大作〈文人書法〉長文，即是夫子自道也），也該是學者的當行本色。因此，與其說是狂傲，筆者認為，毋寧是個人才學氣質不經意流露風雅韵致展現。
本書寫作主要思路，有突破一般因襲已久的陳規，提出「文學這門藝術在歷史上如何出現、如何完善、如何發展，其內部形成了哪些典範，又都存在哪些問題與爭論，包括歷代人的文學史觀念和譜系如何建構等等」，「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兼攝於其中」。作者又新立框架，「說明文字書寫品如何美化成了藝術、成了文學文本；然後看歷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學這件事、如何讓文學更符合他們心目中對文學美的要求；再則解釋文學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以見古今之變」。
因此，作者認為「文學的主角，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以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觀念」，也就是說，「作家與作品是第二序的。它出現於文學觀之下，亦由文學觀所塑造。因此，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原作家與作品都是現成在那兒的客觀存在著的。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是漢宋人編成的；其生平，是漢宋人描述出來的。換言之，是漢宋人的詮釋，才形成了文學史上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文學史上的人、事、物與原先那個人、事、物並不相等，不是同一個人、事、物」。（以上引文俱見作者自序）
全書主要的結構大抵如是。
至於探討的細部問題，有文質代變，文學與樂、舞、戲、語、書、畫諸藝術的分合關係，「文」的廣狹意義（含有文字、文采、文化等），士、文士、經術士、德行士、政事士之間的分合互動關係如何，還有文筆之辨、小說如何由史書類演變成文學、駢文由六朝到唐宋之後仍未斷絕、八股制義佳作如林等。
當然，每一篇文字都不是孤立的，作者採用清代章學誠所擅前後呼應「別裁」與「互著」方式行文，因此讀者應該各篇關照對讀，才能得其肯綮，並對文學轉變大關鍵處才會有個整體把握。這是本書最見精彩之處，也是最不易讀懂的地方。
老實說來，龔先生的觀念，有許多頗近似於劉先生的觀點，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但劉先生始終沒有寫成一部系統的文學史，則龔作乃聞劉氏之風以悅而起耶？
本書特點
這是近年罕見大部頭著作，充分表現作者才思敏捷、讀書得間、創作力旺盛名作。
本書既有新見解，又有積學妙悟深厚功底，因此寫來駕輕就熟，頗具文學趣味，耐人尋思，也能兼顧學術性，嚴謹紮實，洵屬上乘之作。
筆者仔細拜讀之後，大略可以四項特點表述之。
1精彩可誦 勝義紛陳
如解釋鮑照代表作〈擬行路難〉詩十八首，過去一味扣上抒情言志的套路，說他因出身不好，才秀人微，見扼於當時，故有行路難之歎云云。作者自出機杼，認為鮑照樂府詩既有抒情者，也有因其體制說，未必定抒己情，至多僅是「抒因文造情之情」（原書上冊頁206-207）：
就〈行路難〉這批詩來說，恐怕後者可能性還更要高些。
如此說來，一點不減損〈擬行路難〉的價值。這組詩，雖名為擬，實是創體，因古代並無此題，也無此寫法。它是雜言，但以七言為主。後來唐李白、杜甫、岑參、高適之樂府，主要也是這種體式。
其次，它創造了一種新的聲調。過去的樂府，因本是樂歌，故以合樂為尚。後來固然是作詩，不再蘄其合樂，但無意中仍追求一種樂曲的音樂感。鮑照這些詩，卻是倒過來的。他利用雜言錯落的聲響，營造出一種聲音節奏，而這種節奏感卻不是音樂性的旋律，乃是以文字構成的音聲之美，念起來有一種跌宕頓挫之韻致。《南齊書·文學傳論》說他「發唱驚挺，操調險急」，指的即是他聲音的特點，有氣勢，迅快，形成所謂「俊逸」之風格。齊梁以後，我國詩文聲律化越來越明顯，鮑照可說就是那個時代的先兆。
再者，鮑照詩中特顯一種人生之蒼涼感。此種蒼涼不同於〈古詩十九首〉之憂生，也不是建安之憂世憤激。是世味飽諳、無可奈何，又不能安之若素；想憤激愴惻，卻又要勉作寬慰語。是看破而又看不穿，想捨離又不放棄。此所以為「難」，所以蒼涼，所以悵恨，所以吞聲。
又如〈伍拾參、詩客曲子詞〉章談論曲子詞抒寫情思，有段文字讀來饒有意趣，照錄如下（原書下册頁30-32）：
當時曲子詞中寫情思，特別是女子的情思，其實多是擬代。擬代之法前後還不一樣，像李後主「奴爲出來難」那種直接作女子口吻者，在《花間》就還少。《花間》的擬想揣摩，多是借形象動作來顯示，非徑作女子自道，乃以女子之形態動作來間接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麽。如：
小山重叠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峨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綉羅襦，雙雙金鷓鴣。（溫庭筠·菩薩蠻）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掩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泪辭。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韋莊·菩薩蠻）
這兩闕是溫韋之代表作，王國維且曾以「畫屏金鷓鴣」和「弦上黃鶯語」來概括二人風格之异。但風格固然可以如此說，寫法可就沒啥不同了，仿佛均是舞臺上見一女子如何懶起弄妝、如何垂泪別歡，而美人心事便和盤托出矣
從前李白〈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怨情：美人卷珠簾，深坐蹙蛾眉，但見泪痕濕，不知心恨誰，就是這種寫法。把美人當一對象，細繪其神態動作，怨情即可見出。詞從這方面看，確是南朝宮體、唐人閨怨之嗣響，發揚了這種寫法。
可是它更精細。李白還要借其他景物襯寫（例如玉階生白露），溫庭筠却整闕詞都專注在寫女人本身。李白對女人，只用羅襪來代指，溫便從頭髮寫到裙擺。李白的美人，恨意是客觀之眼睛出來的；韋莊溫庭筠的美人，心中之恨是用客觀之筆讓她自己演出來的。而且配合著美人，周遭之物無不美。小山叠金，花面交映，固然流金溢彩；琵琶金翠羽、紅樓流蘇帳，一樣雕金錯玉，與李白之淡素迥异。
它與宮體閨怨之不同，則在于它不只是男人在看女人，更告訴男人女人在想什麽、做些什麽，同時也教育了女人怎樣去辨識女人。女人似乎就應如此專心一致地想著男人，幷用她的柔情去縛回逰子。女性的生命，即是爲愛情而存在的。
這種言情的方式、女人的原型，後來詞家罔不遵循，但漸漸就讓這畫中女子開口自訴衷腸了。這本是更進一步的擬代，但後世評詞者反常覺得不講話更好，如白雨齋詞話卷一雲：「飛卿詞『懶起畫峨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于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花間》所代表的婉約典範，不只在它言情，更在它如此含蓄不露、含情不吐的寫法上，與所謂豪放者异趣。
如此文字，非僅是文學遞嬗流衍剖析，其間大端脉絡極爲明晰，理路與情韵交融，已不是簡單的文學史著作了。蓋字裏行間，既有史家別識心裁創見，也有文學家個人心影世界的剖析。當然更要緊的，文字內蘊作者正觀妙悟，馳騁才情入透析理，文采裴然，自不消說，以之作為現代短篇散文誦讀亦無不可。
2論點新穎 推倒一世豪傑
關於文學抒情的主體問題，作者是反對「魏晉自覺」說法（詳見原書上冊〈捌文體意識的表現〉）。關於魏晉時代的風尚，作者傾向是經學儒雅傳統依舊，言辯美麗的時代，雅不願認為是代表玄遠之風（詳見原書上冊〈拾壹言辯為美的時代〉），而對於六朝辭賦的見解，一般論者以為不外是辭藻堆積、對仗安排、典故穿插、聲韻流宕，內容也儘是吟風弄月、歎逝傷春等，作者以為六朝賦之價值不在此，要決端在潛氣內轉。「對仗推動著思理，擬喻幫助著說明，抒情的底子夾著論理與紀事，不斷滾動發展。後世公文書判牘等，直到晚清民初都還採用駢文，就是這個道理，它在悉理敍事上自有特殊的長處」（原書上冊頁305）。
關於隋唐文學論述，傳統說法為唐代是詩歌黃金時代，其原因乃是科舉以詩賦取士、繁盛的中外交流、帝王之提倡等，作者反對這樣的論調，也反對誇大了古文運動的影響，提出了唐代主流文學仍然是「駢四儷六，錦心繡口」的駢文。例如從數量上看，唐代駢文遠比漢魏南北朝多，如兩漢辭賦今存一百一十篇，魏晉南北朝辭賦今存一千兩百余篇，宋賦存有一千二百余篇，金代存四十多篇，元代存五百餘篇，而唐代辭賦存達一千七百餘篇。
此外，關於「詩莫盛於唐」說法，作者不迷信舊說，另闢蹊徑，由今存唐人所選唐詩十三種看來，發現唐人自己對於所謂盛唐詩之成就，實際上並不推崇，而對後世公認的大家李杜王孟也不特別尊仰。作者也發現，盛唐詩體的提出與界定，乃嚴羽為了反對其所認定的晚唐詩與宋詩，從妙悟角度去把握盛唐，其後的繼承與發展，又有不少的變化，頗受到非議挑戰。
凡此，作者提出了質疑，認為歷史上的開元、天寶盛世確乎存在，但文化上的唐代文學盛世，乃是宋元明清之人的言說構建中，未必有足夠材料來證明。（原書上冊頁323-331，頁382-389）
3見解深刻 不迷信古人觀點
如作者對鍾嶸《詩品》的推崇，認為他把古今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三品之中又分為三等，事實上是九等，共評價了122位詩人，這是針對作者而言，而非根據文體，是一大創舉；除此之外，作者認為，鍾嶸另一重點是討論詩人風格之形成與表現，把詩人分為三大系統，即是國風、小雅與楚辭，並以為國風、小雅的風格特徵是雅，楚辭的特徵是怨，而對於詩人風格的說明，除了以體源論來解釋外，還以當時論書法體勢常用的擬象批評法來評詩。作者認為，鍾嶸「這三種評詩法，一論作者之品第高下，二論詩人風格之源流與分系，三以具體象喻呼喚讀者去體會詩的美感類型，後來都有很大影響，開啟了無數法門。這才是該書有價值所在，許多人論此書，斤斤計較他把誰放在哪一品對不對（如陶潛在中品，曹操在下品，都有很多人反對），實是所見者小」。
這樣的看法，大抵不錯。
4 給予同情瞭解的文化情懷
作者撰寫文學史客觀冷靜，抒情、悉理均能自成一格，意趣橫生。不過，過去時代文人的遭遇，有時命運多舛，無法自我掌握，如薄紙般脆弱，作者是寄予同情的。如南朝的文人，丘巨源、王融、徐孝嗣、袁嘏、檀超、謝超宗、劉祥等人或退廢或見殺，於是作者寫下如此的文字（原書上冊頁233-234）：
謝朓清麗的面貌下，該注意的就是這深沉的悲感。「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不是一時偶然的感慨。〈和江丞北戍琅琊城〉說：「京洛多城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蒲生行〉說：「蒲生廣湖邊，託生洪波側。春露惠我澤，秋霜縟我色。根葉從風浪，常恐不永植」，〈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說：「風雲鳥有路，江漢限無糧，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都表現了這種人命危淺，不能自主的悲傷。最後這首，還以為歸隱就可避禍：「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其實呢？
由此可見，作者非僅是客觀敍述文學群體的文風與時代風尚，其於彼時文士身不由己悲涼深沉的鬱悶孤寂，也頗為動情的。
上段引文，悲憫情懷，躍然紙上！是則，此書對神州大陸歷經反右與文革等史無前例學者境遇，心弦當有所觸動也。世之善讀書者，讀此當放聲大哭！
一點遺憾
龔先生以睥睨姿態橫空而出的《中國文學史》厚厚兩大册出版，如前所述，固然推倒一世豪杰，有修正許多古人襲用或傳統陳舊觀點，踽踽獨行，自辟蹊徑，提出甚多獨樹一幟創見，但終究只寫到五四新文化時期就嘎然而止，而在軍閥混戰時期、抗戰時期、紅軍流竄（或稱長征）時期、1949年十月鼎革後的新中國，文學成就如何呢？此與中國從上古時期以來的大傳統如何銜接的問題，還是文脈另有斷裂危機？抑或是經歷文革十年空窗期，文學家如沈從文、巴金、錢鍾書、曹禺、冰心等一流名家的創作成績受到若何程度影響呢？這是不容迴避也不該忽視的大關鍵處！可惜者，以龔先生觸覺如此靈敏，又最有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爲什麽沒有討論到這個核心議題呢？我為龔先生深深惋惜之餘，也嘗試為之尋求解釋。也許，其文學史描繪的重點在彼不在此（即在古代而不重視現當代），若然，則應該稱爲「中國古代文學史」才不致于引起讀者誤會，以為現當代還沒有下筆著墨呢！
最後的期許
由於作者對古典墳籍熟稔，名篇記誦極夥，因此隨興信手拈來，旁徵博引，化爲美文妙語，或爲文章內容評析，或爲觀念理路正本清源，示人規矩導引，或爲批判沿襲舊說，或爲個人深造有得浚發靈光綺思，或是個人情感不自禁流露，在在令人拍案叫絕，大呼過癮。
然而，文學史課程與著作，本是因應教學所需而設，在課堂上講授歷代名家作品，並非史體應該如此。作者深知這點，因而採取章學誠史著之外另立「文徵」的見解，一爲史乘，一爲文選，以相輔翼，未來也將會另編一部以作品爲主的參考資料。（參見原書自序）
筆者甚期待選文能够早日問世，提供更深入的史實佐證與美文欣賞。也許，作者選文出版之後，從其選擇的篇什（即何者該選，何者不選），本身就是一種見解，這樣，讀者更能深刻窺見作者對文學史洞見特殊高妙之處。
2012年紀念五四運動前夕於四川成都
一部求真出新的文学史(张向荣)
——读龚鹏程《中国文学史》
2012年03月31日文汇读书周报 张向荣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深思。如果说是文学，那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与批评，但这又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评价标准是永恒的；如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史线索的勾勒与评价，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的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诸如文学文本的考证、作家的生平等等，都属于史学的范畴。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史”，根本上就是文学批评史，并没有一种脱离批评的、纯客观的文学史存在。龚鹏程《中国文学史》乍看上去不像“文学史”而更像“批评史”，也是因为如此。
龚鹏程说，“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开始写作之时”，此言极当。作者在第100章中透彻地看到的文学史教材最大的几个弊端：分期法、历史进化论、现代意识和以西方文学为模板的文体分类。
其实这几项都可以纳入到“古今之变”中来。古代文学史的写作首先是出于近代学科中“文学”这一科目教育的目的而产生的，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到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再到中共建政后先后出现的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版文学史，包括同一时期港台出现文学史，他们固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同，但其共同点皆是“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也就是写一本基础性的教材，尽量消除一己之见解，尽量吸取最新的成果，尽量把古往今来庞大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中。不然，就无法起到对现代人进行迅速且基本的文学审美和教育的目的。
在这个框架下，文学史教育基本上是两大块，一块为文学史，一块是文学作品，后者即中文本专科教育中比比皆是的“作品选”。在实际情况下，作为基础课的古代文学史就是按照一个清楚但未必准确的线索，引导初学者欣赏名著名篇。一个好的中文系老师会特别强调学生去阅读作品，而不必太计较文学史。
所以，龚鹏程指出这类文学史本质上就是马二先生选文，虽刻薄却不错。但龚鹏程却由此认为这类教科书从此可以休矣，却未必然。因为在实际情况下，对一些只是想对文学史略知一二的读者而言，文学史越简明清楚越好；而对那些有志于文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谁读大三大四还捧着本文学史教材读呢。所以，龚鹏程有心另起炉灶，倒不必和教材过不去。
但既然要写一本全新的文学史，成一家之言，龚鹏程就必须抛弃“教材”的写法。也就必须对“文学”“史”两个观念进行新的整合。用他自己话说：“写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受史，乃是在诸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逼显文本史实。”宏观上看，龚氏的文学史力图在观念的层面写出新意，他要克服文学史写作在“审美”和“实证”两个维度非此即彼的矛盾。在相当意义上说，他的确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既没有孜孜探求一种史学意义的客观真实，也没有停留在诗话词话层面的一己之审美评判。他的理论不是一以贯之的，甚至说他并没有什么理论。他的各个章节虽然按照历史时间线性排列，但并没有按时间刻意安排起承转合的逻辑，各个章节更像是古
从美国和法国借鉴：发展“软实力”
张颐武
“软实力”建设已经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文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软实力”的建设需要借鉴国际的成功经验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在这里，美国和法国的经验有其独到之处，值得借鉴。
美国文化最强大和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是其大众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在全球都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好莱坞电影是全球电影工业最中心的力量。美国的大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其实是相当强的。它一方面当然表述美国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也传播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却在形式和技巧甚至内容等方面努力适应不同的受众和市场的需求，能够精确地把握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的需要，也能够不拘一格，为我所用，能够吸引和运用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人，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美国的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全球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其他文化难以望其项背的。同时，美国的大众文化的力量，既在于其产品的影响力，也在于它所主导的消费主义的价值已经支配了全球对于大众文化的评价标准。如好莱坞大片具有全球影响，而影响世界上不少受众评价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为全球所瞩目。美国大众文化有其制造全球偶像的巨大能力，像近年相继辞世的迈克尔·杰克逊、惠特尼·休斯顿等超级歌星虽然都受到过诟病，但其全球的影响力仍然巨大。而像Lady Gaga这样的歌手的风格更是成为了一股旋风。这种大众文化的旺盛的活力对于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和其高端文化的影响力都有促进作用。其实一国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其大众文化的影响，而美国文化中的大众文化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正是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美国文化始终和科技创新相结合。从近一百年前的电影工业在美国发展，直到最近的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人在互联网时代的高科技和文化结合方面的作为，都说明美国注重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合，注重创意的产业转化的作用，敏锐地发现新的文化创意的增长点和科技发展的增长点的结合。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文化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结合。
法国文化的特色也引人瞩目：一是法国的哲学和理论思考的影响力一直巨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观念和价值的传播，而观念和价值也支配着具体的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法国有悠久的思想传统，其哲学和思想对于人类的思想文化有巨大的影响。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直到今天法国思想仍然保持着其巨大的活力。萨特、巴尔特、福柯、波德里亚、德里达、巴迪欧的著作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而且通过全球的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体制形成了广泛的思想传播。它既通过法国本身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这种理论的传播既通过自身，也通过在全球文化传播中最具实力的美国向全球传播。这确实是法国思想长盛不衰的重要的基础。法国思想的特色在于天马行空、立意高远，能够从现实的问题入手，但不拘泥于具体的问题，而是在哲学、伦理和宗教等的前沿提出新的角度和思路，从而从根本上形成影响力。思想理论其实是文化的关键性的内核，其影响力往往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的精英人群，其作用不容轻忽。二是以生活文化为基础的时尚文化、品牌文化的影响力一直巨大，对其经济的支撑力很强。这一方面是诸如法国的美食、葡萄酒、时装、化妆品和工业设计等生活文化一直深刻影响全球文化，在许多不同的社会中，这些来自具体的物质层面的文化对法国的形象的营造的意义很大，构成了许多社会对于法国文化的痴迷。法国的奢侈品通过其品牌形象的塑造，品牌影响力的辐射往往取得了“跨文化”的功能，让几乎全球，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和具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痴迷。法国的这种生活文化一枝独秀，是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在引领着全球的时尚文化的发展。诸如ＬＶＭＨ这样的全球性的、跨行业的奢侈品企业或是像欧莱雅这样的化妆品企业，虽然已经是全球性的大企业，但其法国文化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这些以生活文化为基础的产业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法国的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传统和独特文化的社会，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法国的独特经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软实力”。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既有自身的独到特色，又能够为全球所接受的文化创意的全球性的传播。
日本是不是一黨制國家？
作者： 日吉秀松
原载《开放》2012年5月号
自民黨長期執政引發問題
日本自民黨統治長達五十多年，但這樣的一黨獨大，並沒有滋生獨裁與腐敗。因為日本有在野黨、議會和新聞界的監督，還有公正的司法與選舉，使政客們保持謙卑。
最近，有一篇評論日本政治的文章，題為〈日本「一黨制」為何沒有造成獨裁和腐敗〉。該文對於日本曾經是一黨獨大的自民黨歷史有相當多的著墨，提出「為甚麼如此強勢的政黨沒有必然發生令正直人士厭惡的墮落，比如世界史中屢見不鮮的獨裁與腐敗？」的問題，還感嘆勢力強大的自民黨「卻未走向專政，遑論暴政，最終在指導日本現代化建設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
但是在文章中，作者將日本定位在一黨制，並大篇幅地介紹這個「一黨制」下的自民黨內部存在的派別矛盾與鬥爭。企圖向人們展示即使是「一黨制」，似乎只要執政黨內部存在派別就可以防止獨裁與腐敗的道理。但這明顯在誤導，有為一黨制辯護之嫌。
日本有眾多的真正的在野黨
首先，將日本歸納為一黨制國家是錯誤的，這種論斷違背了日本政治的現實。的確日本在二○○九年政權輪替之前，（除九十年代出現過短暫的政權輪替之外）長期由自民黨統治，統治時期長達五十多年。但是，由於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就將之稱為一黨制或所謂廣義的一黨制是一大誤會。如果說日本曾長期處於一黨獨大狀態，還可以接受。然而日本的一黨獨大也是建立在多黨制度之上，這才是重要的政治機制。因此應該稱日本是實實在在的多黨制度下的一黨獨大，但絕對不是一黨制。
其次，只有在沒有真正的反對黨或在野黨的情況下，在沒有政黨競爭機制之下，由一個政黨統治一個國家時才成為一黨制，而一黨制勢必造成獨裁與腐敗。日本顯然與此情形不同，它具有防止獨裁的機制，以下幾點可以說明日本的政治現狀。
第一，日本存在真正的在野黨。雖然在野黨力量不如執政黨大，而且政黨較多，但作為重要監督的力量在日本政治中發揮著不可代替的作用，這是無可否認的。戰後的日本，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經歷了解體、合併的演變過程。有時在野黨被執政黨吸收，有時幾個在野黨合併為一，有時一個在野黨也會因政見不同而分裂為二，也有人離開執政黨成立新的政黨而成為新的在野黨。總之，日本政黨經常出現分分合合，但是，在野黨一直存在著。自民黨的一黨獨大時代也是如此。
目前日本主要有執政聯盟的民主黨．國民新黨（因消費稅問題，已經分裂）、在野的有自民黨、公明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新黨日本、眾人之黨、新黨改革、奮起日本、新黨紐帶、新黨大地．真民主、沖繩社會大眾黨、減稅日本、改革的志士等在國會中擁有席位的政黨。另外還有在國會裡無席位的政黨。可見日本不是一黨制而是多黨制。而只有多黨制才會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當然，實現政黨輪替是相互監督功能得到進一步昇華的過程。可以說，沒有在野黨存在，執政黨內部派別鬥爭將是殘酷而血腥的；沒有在野黨存在，執政黨內部即使存在派別也難以防止腐敗的擴大；沒有在野黨存在，一黨制必然是專制與獨裁的。即使在野黨存在，也要儘可能防止一個政黨過於長期執政，因為權力一定會腐蝕人。
選舉與議會使政治人物謙恭
第二，日本有自由選舉制度與議會制度。這就是說對政治人物的篩選可以通過人民的投票來進行，雖然這一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是通過選舉還是可以淘汰掉一部份人民認為不稱職或腐敗的政治人物。日本眾議院有四百八十個席位，參議員有二百四十二個席位。這些席位都是通過直接的投票選舉而產生的。也就是說民主選舉使人民成為「最大黨」，同時也是監督政府的重要組成部份。因為真正的選票會使政治人物表現出謙恭，他們的行為必須與選票相關聯，必須向選民負責。這與任命制有著本質的不同，任命制只會產生唯上欺下等現象。自由選舉制度的重要機制在於人民可以更淘汰與換執政黨，二○○九年日本實現了政黨輪替，再次結束了自民黨長期執政。這正說明了日本並不是一黨制國家。
日本的國家政策必須在議會中形成，沒有經過議會批准的政策屬於非法的。與其他民主國家一樣，日本的議會對政府所提出的政策草案、財政預算案、各種法案以及條約等進行質詢、辯論、裁決。對於各種草案議會往往要進行激烈的辯論，首相往往是攻擊對象，常常是被罵得灰頭土臉。
另外，議會制度必須是建立在多黨制度之上，只有這樣才可能議事；反之，一黨制度下的議會只能是一種擺設，人們無需也不被允許針對政府的政策方案進行實質性的辯論。
新聞自由的影響力防止政客墮落
第三，言論自由以及成熟的輿論監督機制。日本有《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大報及其所屬的電視台日本、朝日、TBS、富士、東京等民間電視台。這些新聞電視媒體雖有不同政治傾向，雖有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對於政界、財界以及社會出現的弊病與問題都會予以揭露。除了新聞報紙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期刊雜誌，那些雜誌對於政界、商界等存在的問題更是予以無情的揭露。一些書籍也針對一系列現實問題做更加具體的描述與暴露。
言論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出版與新聞報道自由。這與茶餘飯後的閒談有著本質的區別。有些人將閒談中的一些言論看作言論自由的表現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閒談無法成為一種公共的觀點，充其量是牢騷而已。新聞電視等公共媒體可以將一種觀點公諸於眾，影響社會對一件事的看法。特別是政治人物的腐敗等醜事通過揭露之後，不僅讓民眾了解一些事實真相，還可以形成一種輿論壓力，迫使陷入醜聞的政治人物做出進退的決定，可以說政治人物對於媒體是懼怕三分的。
所以言論自由是防止政治人物變質墮落的防腐劑。日本的一黨獨大時代也是處在言論自由之下，政治人物的腐敗才得以揭露，並進入司法程序。著名的田中角榮前首相的經濟腐敗醜聞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曾經擔任過自民黨副總裁與副首相的金丸信，因為受賄六億日元而鋃鐺入獄。再者民主黨前幹事長、民主黨內最大派別的領袖、眾議院議員小澤一郎雖然在政壇上是呼風喚雨的人物，也因經濟腐敗嫌疑而受到指控。這說明日本的政黨與法律的正常關係才是防止腐敗的關鍵。
任何政黨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第四，三權分立與特別搜查部機構。要維持政黨與法律的正常關係，必要的條件就是三權分立。日本是施行三權分立的國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權力之間的相互牽制，有效地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問題，限制權力是防止腐敗的關鍵。三權分立中司法獨立至為重要，如果司法不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變成一句空話，正義就無法實現。也只有司法獨立，執政黨才不會凌駕法律。在日本針對各類腐敗問題，由檢察部門的特殊組織——特別搜查部（類似香港廉政公署或台灣的特偵組）負責查辦，有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個地方檢察廳設有這種特殊機關加上另外一些地方檢察廳的特殊刑事小組負責追查各種重大腐敗案件。
這個機構針對腐敗是鐵面無私的，不管涉案人員的地位有多高，權力有多大，無論涉案人員是政治家還是財界大人物，無論是政府高官還是普通人士，一視同仁，該受到法律制裁的絕對逃脫不了懲罰的，企圖通過「走後門」以避免牢獄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日本有像田中角榮、金丸信那樣權勢人物，有像原西武集團老闆、曾經名列世界富豪第一名的堤義明那樣人物都因為經濟問題而被請進沒有空調的拘留所，並接受了審判。
正由於如上所述的因素，在日本任何政黨、任何政治人物理所當然地接受憲法與其他法律的約束，絕不可能置身於法律之外。政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需服從法律，不能超越法律或指導法律。在法律面前任何政黨平等，才能保證實現政治監督。反之，法律服從政黨，那是一黨制下才會出現的現象。
綜上所述，日本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是事實，但是，日本不是一黨制國家。日本遵循三權分立原則，其中司法獨立不僅保證了政治的公正性，還有效防止了政客濫用權力進行腐敗。雖然不能說日本沒有腐敗，但是其腐敗程度顯然較低。那些企圖利用民主國家也有腐敗現象來拒絕民主的觀點是蔑視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真諦。雖然說「民主並不等於清廉」，但是沒有民主，產生腐敗的機率更高。我們不能因為一些民主國家存在較為嚴重的腐敗就否定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進步性，更不能以此拒絕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日本的民主主義制度是在戰後確立的，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美國。也就是說民主主義不是日本的傳統政治形態，屬於舶來品。但是這樣的舶來品卻在日本生根發芽，這恰恰證明了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理論的普遍性。
从鸦雀无声到众声喧哗
胡泳
说与不说，权利与权力
《中国周刊》要做一个关于“说话”的专题，这个“话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说”。在中国，尤其难说。
为什么难说呢？看看中国一些大知识分子的纠结就知道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正在调养中的季羡林，祝贺季老96岁寿辰。当时温总理说：“我喜欢看您的散文，讲的都是真心话。您说自己一生有两个优点：一是出身贫寒，一生刻苦；二是讲真话。对吧？”季老回答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解释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季老是“国学大师”（尽管他本人不认可这项桂冠），从这段纠结的话中可以看出他的心结。无独有偶，另一位大知识分子，文学泰斗巴金，“以说真话为自己晚年奋斗的目标”，然其代表作《随想录》，用陈思和的评价来说，“巴金一向说话坦率浅易，但在《随想录》里却充分表现出高度的言说技巧与策略，或说是鲁迅杂文里所谓‘奴隶语言’的再现，暗示、象征、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文风鲜明地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且，就算巴老晚年直率地说了真话，你也不免心生悲哀：在中国生活，只有到了晚年这“一头”才能“真”么？年轻时在做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巴金先生有两句描写：“我听过数不清的豪言壮语，我看过数不清的万紫千红的图画。”显然，“豪言壮语”有淹没真话、吓倒真话之效。
其实，别说文人，就连赞扬季羡林讲真话的温家宝，也清楚今天在中国讲真话的不易。2011年4月他在中南海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承认“我们鼓励讲真话”，然而“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可见，中国人不讲真话是有制度原因的。
讲不了真话，不想说假话，那沉默总可以吧？也不可以。1953年，胡适在台湾接受曾虚白访问，指出大陆上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由此认为“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人权。胡适不愧是胡适，这段话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展，被证明为惊人的远见。1957年，知识分子被破天荒地动员“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结果却是一场“阳谋”，用今天的话说，是为了“钓鱼”。吃了苦头的知识分子懂得了“祸从口出”，暗自想不说话总可以了吧。他们没有想到，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剥夺你的“沉默权”，强迫表态。
史家雷颐先生有文曰《表态的“艺术”与“胆魄”》：“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这种当众表态、人人过关的方式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如此一来，华夏大地陷入一片“万马齐喑”的失声状态，就成为必然。那个年代宣扬的是“万众一心”，而万众一心的表现，必然是“万口一辞、万言一腔”。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有个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话份”，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而这种习用，到了众人连自己都不知的地步。有最大话份的人，当然是当权者，他们“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
这种话份的最好象征物，就是大喇叭。凡是对文革岁月有记忆的人都知道，曾几何时，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间学校，每个广场，都矗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他的“县城”体验，即一种中国内地小城镇的文化和社会经验，在电影《站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表现，在艺术手法上，又是通过运用背景影音媒体所传达的声音和图像来暗示人物所处的历史时间，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媒介物就是大喇叭。
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国人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记忆中的“背景音”。上海的评论家吴亮接受杂志采访，问听什么歌长大的，他答“听高音喇叭里的歌长大的”。那不是音乐，而是声音。80年代，有人开始练琴，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到一个朋友家，把窗帘拉起来，留声机插好，那种感觉，后来人无法想象。所以，吴亮说，“我记忆中不是音乐，而是听音乐这回事情给我印象深刻”。
大家都说一种话，都听一种声音，这件状况终究不能持久。正如一众“蓝蚂蚁”终将让位给争奇斗艳的帅哥美妞，你无法把一切个人化的东西都归零。我们知道，在暗夜里最先睁开眼睛的总是诗人。晚清时，龚自珍那句悲愤到斗胆劝天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充当了一个沮丧民族的心声出口。中国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十年，我们对北岛的“我不相信”、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都耳熟能详。顾城的这首诗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叫做《一代人》。这代人首先要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那是多少年来被压制的声音，北岛称之为“被判决了的声音”：“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回答》)。
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降的中国互联网，在精神上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存在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今天很少有人还记得，1986年，在深圳曾经有过一场现代诗大展。发起者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敬亚。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地道尽了互联网精神？诗人杨黎曾经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王朔说，在“全被当成笑话全被消费期”，“文学强迫自己冒充一股社会势力的现象被终结了”。诗歌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让我们真正有了“说话的权力”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互联网。
说话的核心前提，是要成为“人”
互联网带来了什么呢？中国外长杨洁篪在2012年3月6日的记者会上，阐述有关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平衡的世界，有人拿着大喇叭，有人只有小喇叭，有人没有喇叭”。
把这段话用来形容有了互联网以后的中国，也不无贴切：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拥有一支“小喇叭”的可能性。（当然，弱势群体也伴随着技术和表达能力的障碍。大多数穷困者和为数不少的少数族裔人群并不能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很多人甚至难以接触到数字媒体。）“话份”获得了民主化。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传播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正如我的一本书的书名所说，就是“众声喧哗”。
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中国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新的参与性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和“臣民”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发声源聚集在少数几家机构手中，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从前作为国民的人们，是习惯于被人差遣、奴役的“臣民”，浸淫于缺乏独立人格的“义务文化”。而在今天，这些受众反击了，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他们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这些“臣民”造反了， 每位公民树立起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这种进步的意义和价值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钱钢说得好：“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有隐忍沉默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府还利于民，人民权利意识苏醒，鸦雀无声，变为众声喧哗。百姓有种种诉求，诉求有时也会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首先要承认，这是个重大突破：隐忍沉默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被打破，而且，一旦打破，再重归沉默就成为不可能。其次，多年鸦雀无声之后，大家不太会说话，常常情感战胜理智；或者，只会说“话份”垄断年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混账话”；或者，只顾自己说，而不听别人如何说，凡此种种，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形，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表达很多，对此忧心忡忡的智者不少，比较悲观者如茅于轼，甚至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其实，学会说话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个可以说话的空间里不断练习。而更为核心的前提，则是要成“人”。只有“人”，才会说真话，“非人”不会说真话。有“人”的独立，才会有社会的独立；有“人”的主体性，才会有国家的正当性。最终，对“说真话”的呼唤，指向的是如何建构起自我认知，具备自己的主体性。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有了这样的前提，还需要在中国互联网上建立论辩伦理和交往伦理，以便推行有效和合理的对话。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无法对话。网络上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块对话实验田，总得让实验能够进行下去。
对话的意义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因为它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人类思想的起源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一个人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我前面讲到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而自我认知亦本质性地依赖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关系。没有对话，你怎会知道自己是谁？
既然对话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向每个人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会对话吗？
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
2、不做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记录。
8、尽量理解对方。
这些守则简单而实用。遵守这样的对话规则，对话才有效。可惜的是，在网上，就连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都常常不能用它们来要求自己，更何况一般的网民？
由此就说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萧强教授对网络活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或者”发言人”有这样几点观察：
1、他／她拥有发言的平台，比如：博客。
2、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是非常基本的，可以形成“身份认同”的言说。不仅仅是就事论事，技术或者技巧层面的论理。
3、他／她的信号（言说）应当不仅仅是修辞的，而是身体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之付出常人没有付出的“代价”的，不管这代价是时间，金钱，还是自由。
4、他／她最好有一技之长，是某种“专家”。现代社会人人都有分工，人比较信“专家”的话。
5、他／她的私人品行也要经得住不仅是大众的八卦眼光，还包括政敌的攻击。网络时代更是私事容易公开化，所以公信力很容易被其他事情瓦解掉。
或许还要加上第六条：学会倾听。不去倾听，也会丧失公信力。
如果用这几条去衡量的话，在纷乱复杂的网络活动中，虽然没有“组织”去领导，但是真正的影响力也不是容易建立的。“发言人”也不是好当的。
《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庶几近之。
（胡泳，新媒体批评者，著有《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生于天地始交之日，长于风云迭起之地。翰苑卅年，布衣一袭；知命五载，遂初一志。业师赠黙写兰亭之墨宝，闺蜜尽欢宴金兰之情谊。海上寄云香之纱，京中送越扇之礼，更见宋人曹勋有《得致仕喜成》之什，曰：“久甚嗟形役，今方得自怡。所欣官已了，得与静相期。风月闲如旧，心情喜可知。山中鸡黍友，贺幅已先持。”一书一扇，俱关兰亭；其事其情，正相恰契。林师东海先生书后跋语曰：“壬辰清和立夏，默写王羲之兰亭序帖，以为天然斋主初度致仕礼物。呈 宋红女史存念。”兰亭仰观俯察之情怀，法书出神入化之韵味，乃最佳之“贺幅”也矣，博之以明志云尔。
林东海默写兰亭序帖
林师所赠默写兰亭序贴，兼具右军兰亭之形神，且含刚健之碑意，书于两张三尺宣上，拼合后长度为六尺，为使图像清晰，俺分别拍照，然后在电脑上裁切拼合，初次操练拼接技艺，可谓天衣无缝吧？
——画芯左右口忽上忽下，调整了多次才吻合，后来想到：只要把上下两边的地板部分裁掉，仅留画芯，左右口就自动对齐了，偶奔啊！
索性把生日礼物都晒一晒，以感谢朋友的浓情蜜意：
“海上寄云香之纱”
一直很喜欢云香纱的格调，惜价格太高，且都是成衣，总不能尽如人意，如今得到的香云纱围巾，是上海网友买来成幅的香云纱材料，又找人裁制的，长长的围巾可系出多种款式，并有披肩的飘逸与典雅，感谢她的奇思妙想与绿意浓情。
“京中送越扇之礼”
好友瑶瑶去江南度假，在绍兴兰亭购得写有金字《兰亭序》的绛纱工艺折扇，与林师所赠墨宝恰相应和，“一书一扇俱关兰亭”。而华美的丝巾是她与麦秸两个人的心意，在京中购买的。
工艺玩具
好友何婷因母亲（也是偶的中学老师）身体不适，未能参加早已说好的生日欢宴，提前送来用心挑选的工艺玩具。偶属鸡，过得开心，所以觉得两样玩具很可爱。希望我的胡老师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形同家人的朋友送来礼品卡和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的生日蛋糕，还有“金澎湃”的丰盛大餐。遗憾的是蛋糕已让偶吃残了，没留下完美的倩影。
“闺蜜尽欢宴金兰之情谊”
与出版社金兰闺蜜在生日欢宴后品茶。中为《哈利波特》译者马爱农，右为《英伦之谜：阿加莎.克里斯蒂传》译者姚翠丽，遗憾的是经常为我们编的书设计“华服”的何婷临时有事，未能参加爱农早早就安排好的生日宴，一并向好朋友说声：“谢谢！友谊地久天长！”
生日与致仕欢庆尚未结束，因为小侄女将从美国归来度暑假，届时我们姐弟三家与老父亲共八口还有一次大庆，先将朋友相赠的生日礼物拼贴在下面吧。算是曲终奏雅。
离开台湾，离开台北车站。
司机很好，决定走滨海路。竟然奇迹般地看到了台北港与美丽的台湾海峡。
台湾港已没有客轮，只有油轮和挖沙船，但风景仍然殊异。
大海与海岸的意境，心胸就是这样才能变得更加开阔。
以往只在梦中眺望海峡对岸的宝岛，今日已在海峡对岸。旅行是一种归乡，远去即为返回。
海岸线与空中的想象。台湾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但美丽得如此复杂和纠结。
跟黄仁、梁良先生约好在电影资料馆见面。尽管心里已有准备，还是没有想到台湾的“国家电影资料馆”只在青岛大厦的第四层，稍不注意就会错过了。
电影资料馆内的各种宣传资料。
资料馆在举办“台湾的女儿：凤飞飞/张美瑶”影展。看见这张宣传画，黄仁先生就开始讲不完的故事。
在资料馆隔壁的咖啡馆，跟台湾资深影评人梁良先生在一起。一整天，都在梁良先生的带领下，逛书店和影碟店，把我钱包掏得空空的，卡也刷得快爆了。
与其反驳他人唱衰，不如唤醒国人觉悟。中国崩溃论若能让国人反省，其中之一则是人口，不是人口众多，而是由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内部结构严重失衡。加速的年龄老化使经济失去活力，失衡的性别结构让社会陷入失序。经济不发展，社会不稳定，叠加进入恶性循环，不可遏止的衰落步步紧逼就在眼前。
回看上月国务院转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本质上就是两张皮。一方面，在基本原则中，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科学指导与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主要目标主要任务中，却依然是强调人口数量控制稳定低生育率目标为先，依然割裂人口数量与结构之关系，丝毫没有体现出基本原则中的理念。
人口“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体现统筹协调原则的年龄结构指标，唯一结构指标是“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至115以下。”但这很扯，如同孩子随年龄生长体重身高自然增加一样，出生性别比也由于80、90后成为生育主体其性别偏好改变而有所下降。这个“目标”根本不用动员六部委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治理”实现。
借助田亮二胎事件的公共媒体关注，我们大家应当继续追问计生有关部门拿着《人口计生法》的利器，每年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追缴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到底流向了哪？到底抚养了谁？如今事实再清楚不过了：社会抚养费不是抚养了那些所谓超生儿，而是养肥了既得利益部门。这或许也是废除计生，还权于民的最大阻力。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中人口总量目标是：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十二五”期间，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2‰以内，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但是，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两次普查间，年均增长仅为5.7‰。而今生育水平很低很低了，即使终止计生，全面放开，2015年也达不到13.9亿的目标。
终止计划生育，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于民于国百利而无一害。可以说，在当下中国酝酿新一轮改革博弈的艰难选择中，废除计划生育是一项改革成本最小、意义最重大最深远的一个选项，是顺民意、促和谐、谋稳定、利发展的惠及全民的选项，是家与国、当代与后代全体共赢的选项，政府何不顺势而为呢？！
祝贺茅先生荣获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我非常认同茅老获奖感言中的观点如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不过，在比较改革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成就中，茅先生以人口死亡率指标大幅减半说明，则不妥。人口学中，此率不用来比较国民健康素质。例如，当今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率为10‰，发展中国家为8‰。
书法申遗与中国形象
——《中华文化画报》记者的访谈
一 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兴衰
《中华文化画报》记者（以下简称问）：书法在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是越来越兴旺还是越来越濒危？
王岳川（以下简称答）：从表面上看，书法很热闹，写书法的人很多，但是，经过二十年普及书法以后，中国书法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就本质而言，当代书法水准整体提升并不明显。而且，就书法的国际地位而言，中国书法现在的国际地位值得关注，中国书法在众多的书法国中被“边缘化”。韩国、日本、新加坡已经质疑当代中国书法的水准和价值。新加坡在1988年就成立了国际书法家协会，中国只是会员国而不是原创国。而韩国人认为，中国书法在十年之后因其对传统的整体疏离而逊于韩国。日本人到现在都认为在面对西方时只有日本的现代书法得到西方认同，比如手岛右卿的《崩坏》，认为中国手札书法在重视视觉冲击力的当代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当然不可关着门充老大，相反，要清醒地看世界，反省自己的书法文化观和市场观，进行书法艺术“文化突围”，恢复中国书法在国际上应有的“文化席位”。在国内塑造新的书法大家的品牌意识、文化意识、创新意识。对书法个人而言，就是要让每个人练成强兵强将，然后在国际上形成一个高端。
问：这种兴旺或者衰弱是如何体现的？是书法绝对人口的增加（削减）？是书法理论研究的大幅度发展?还是别的什么表现？
答：表面上的兴旺不能表明国家书法水准的整体高度，相反，这种不太正常或者不深刻的书法虚火，有可能将浮躁的病灶掩盖了，将表面热闹现象当成正常现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泥沙俱下，市场至上，大师不彰，有的人越写越俗，越写越烂，越写品位越低。那些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思维，遵循自己的学术旨趣和书法审美趣味去发现自己的人文深度，力争突破自己的樊笼，超越自己乃至超越时代的高水平的真正书法家，并不多见。大体上说，中国书法人口是很多的，但书法大家不多，书法高度不够。据我所知，中国书协的会员有六千多人，各省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有十万人，全国各个县的书法家协会会员有百万人，全国喜欢书法学习书法的不少于一亿人。所以书法在中国有广阔的群众基础，这是它的长处之一。但是，由普及到提高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普及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书法和推出书法大家之间出现了问题，当代书法家中书法大师气象仍不多见。这是第一。第二，书法观念注重传统精神，但也有过分西化的倾向。大部分人在写字的时候，都较自觉地按照经典，但也有少数人按照西方的先锋派有意识地去模仿，以至于形成一些怪异的书法。第三，书法的技术追求成为主要追求，但容易走向唯技术化，不在把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往的实用性当成第一位。突出书法的艺术性，就是突出了它的展厅性，就有可能偏离了文化和精神了。第四，中国当代书法批评和理论审视不够，书法家可以说成千上万，而批评家、理论家屈指可数，使得中国的书法现在的发展变得创作与批评失衡，缺乏一种真正清明的理性。
问：书法兴旺或者式微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客观环境的改善还是书法人不懈的努力？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答：中国书法这三十年的历程，可以称之为“书法的自觉”或者叫做“书法复兴运动”，主要指是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创新心态。过去学书法存在问题，很多人写字没有将其同文化思潮和文化复兴联系起来，仅仅是为写字而写字，甚至是老人退休以后的休闲活动而已。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思想解放，文化勃兴，文艺复兴，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人的问题。书法也开始复兴，有书法的观念的复兴，每个人通过书法寻找自己的情感体验，将书法看成是人的精神解放的艺术表征，将这一国粹艺术铸造成时代精神的体现，进而推进了书法的国际交往力和世界化进程。
古人对书法的看法，比当代人高得多，书法在他们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一，他参加科举考试，字是敲门砖，字需写好。第二，字好代表这个人的学问好，因为字如其人，“心正则笔正”，心都不正笔就不正，是歪斜的，但当代专门有人写偏锋，写病笔。书法在古代很重要，是因为书法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保持情义的一种方式。王羲之的书法是不展出的，但写给对方以后往往就珍藏起来，成为情感交流的表现形式。而今天一些人做的书法是为了搞一个展出，为了拿到金奖。这样的书法已经忽略了日常交流，忽略了社会之间真正的心对心的人文关怀。
问：现在书法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重要了，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电脑打字取代了手书习惯。于是，有些人抱怨现代科技对于书法产生了负面影响。请问您觉得现代科技对于书法这种状况应该负主要责任么？或者说，现代科技难道带给书法的仅仅是这些负面的影响么？为什么？现代生活还需要书法么？
答：书法是很古老的艺术，但它在全世界的地位跟西方所有艺术都不一样。书法影响了西方整个二十世纪抽象艺术。可以说，书法面对西方，具有更新的吸引力，让西方人感觉到东方的艺术魅力。当代社会中，我想书法出现的问题不能一味抱怨科技，而且人类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书写工具了，人对工具的正确的应用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科技力量的介入也可以成为推广书法艺术的重要方式，比如书法作品的网上检索、网上展示等等。 在现代世界，书法的实用性固然不多了，但书法艺术性的凸显对人性的关怀却突出了。挥毫泼墨所产生的万千变化会让人意识到自然的神奇。写书法是处在一种很静心的环境中，去书写古典文化诗词警句，饱含一种文化关切和人生况味。所以，我认为书法在现代科技化生活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只是需要我们重新发现，而不是一味追求视觉刺激、感官刺激，而是追求一种内心的感动。
二 书法申遗与中国书法未来发展
问：书法真的需要申遗么？
答：书法申遗是有其必要性的。中国书法界对书法申遗有不同的声音。支持者的看法是，中国热爱书法的人数有千万大军，但电脑则使书法的普及和延续受到相当的影响，通过申遗可以让国民重视书法文化。异议者的看法是，书法与中华民族和汉字同在，只要汉字存在，书法申遗似乎意义不大。我赞同中国书法申遗。因为不能仅仅因汉字与书法的关系，而忽略书法国际之间的微妙“文化战争”关系。在我看来，如果书法被韩国或日本抢先成功申遗，我们再去跟人家争谁是书法的原创国，这将是使所有中国人蒙羞的事情。
问：如果您认为书法需要申遗且您对第1题的回答是书法越来越兴旺，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书法越来越兴旺的前提下，书法仍然需要申遗保护，这两个结论看起来是矛盾的。
答：书法在表面上是兴旺的。但这个兴旺无法掩盖书法内部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如各类书法大规模引进西方形式，创造了非汉字书法、行为书法、装置书法、后殖民书法等等，越来越远离了书法本身。在此情况下，书法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遭遇到越来越多的现实的挑战，但从申遗上说，书法的定位应该是传统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否则现代的各类艺术形式都要申遗了。书法申遗是将书法传承千年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血脉展现出来，它具有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视野，而不仅仅是因为当代书法问题。所以，在我看来表面兴旺和书法申遗之间应该是不矛盾的。
问：如果您认为书法需要申遗且您对第1题的回答是书法越来越濒危，请您谈谈申遗对于书法有哪些切实的好处。
答：书法濒危，倒没有这么危言耸听，实际上书法在悄悄发生着某种变化。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调查，这个调查就是向欧洲、美国等海外人士发行卷子十万份，请他们谈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什么，结果书法当选，成为超越了京剧的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表。所以，书法，只要走在海外的街上，碰到中国书法的笔墨，你就知道它是东方的，是中国的。那么，中国国内呢？教育部第一次确认了在全国实行书法考级，也是把书法这门艺术纳入到教育制度之内。有了制度性的保证，我相信中国书法的未来，东亚书法的未来，乃至我们整个人类书法的未来是光明的。在我看来，中、日、韩三国的书法，代表了当今世界书法的最高水平，但也有各自的问题。因此，申遗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书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推出悠久的书法文化传统，连接数千年的书法精神史，就此而言书法申遗不仅对书法有益，对文化也有益。
问：如果韩国人抢先将端午祭作为自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下来了，而中国的汉字书法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况，请问您将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答：情况也比较复杂。不过，受到东方文化影响的韩国有这种行为的确让我们感到了危机。别人都很重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重视呢？如果汉字书法韩国去申遗的话，这就更加令中国书法被动不堪了。书法申遗是中国书法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体现，这种努力是真诚的也是可贵的，它标识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凝聚力，这在当代尤显珍贵。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中国书法申遗反映了三方面的文化症候：首先，中国文化在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仍然被遮蔽，我们被挡在了日本、韩国等现代化国家的后面。日本现代书法兴起之后，西方只认可日本的少字数书法。最近韩国对申遗特别积极，比如将中医申遗。不管是端午节申遗，还是《兰亭序》的用纸是韩国纸，还是主张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而统一为韩国“书艺”的称呼，都说明韩国具有一种文化大国的东方意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应该有所自警并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其次，中国书法申遗势在必行。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再也不是“中心之国”，而是诸多国家当中的一员，当邻国们纷纷供出自个的祖先牌位，甚至把我们祖先的原创变成他们的东西时，我们应当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书法申遗是主动应对文化危机，值得重视。再次，应当重新认识书法在文化战略中的位置。近20年，中国主要以经济为中心，长期以来对文化重视不够。今天中国已成为GDP世界第四的大国，文化战略问题值得思考。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军事和经济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孙子曾说“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凭什么攻心，凭文化！在我看来，在所有艺术门类里，惟有书法是西方比不过中国的，因此书法在国际文化战略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问：有人认为书法不需要申遗，但又认为书法越来越衰微，您怎么看？
答：书法有衰微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我在1998年去日本东京大学拜访一个日本教授，他从床底拿出一捆字，非常不屑地说，你们中国当代书法不行了，你们祖宗的书法还不错。我说何以见得？他就把他的那些书法打开，我一看，真是脏、乱、差。我再仔细一看，还有很多是假的，是在北京旧物市场卖的假货冒充大师。也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但写得很差。后来又在广西机场碰见一个书法家，他把书法作品集送给我以后，在飞机上我翻了五六页以后再也不敢看了。他的字是集天下脏、乱、差之大成，把最差最难看的那些书法败笔，全都写到一幅字里边去了。他命名他的书法说成最具有“创新”的“后现代书法”。我很疑惑，难道日本人真的不知道书法的好坏了吗？为什么这样的假书法家却能够如此风行天下？而一些真的好书法家却没有人过问呢？如此的败笔书法能够挣得大钱，真是把我们的书法丢人丢到国外了。这说明这个世界缺乏理性的分析、缺乏理直气壮的理论批评家。
问：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都要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目前这种艺术的处境濒临灭绝。无论您是否认为书法濒临灭绝，但是目前在书法界确实有人提出了要书法申遗。请问这种书法申遗的呼声是否体现了在中国书法界内部存在着部分人对书法本身没有信心。
答：申遗是国际性造成的，是我们在一心抓经济建设忽略国际文化战争造成的，如果还井底之蛙，忽略文化的重要，今后的问题会接踵而至。《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艺术的阴谋》很能说明问题。我坚持认为，凡是不珍惜的终将失去。书法也是这样。书法技术化导致的书法边缘化，以及书法商品化导致的观念化使书法困境出现，值得关注。
申遗反映了书法界的某种心声。实际上，书法是一个人的心电图。手岛右卿《崩坏》代表的是现代人对天地坍塌、礼崩乐坏的感受，其内心已经处于生病的边缘。韩国金炳基教授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讲的是一个科学家拿一杯水，给这杯水演奏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的乐曲，结果这杯水的分子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它的分子结构组合变得极其的优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当音乐换成摇滚乐，换成非常尖锐的声音，尤其是换成电锯锯木头和重金属的声音时，水分子的结构发生了类似癌变的分子结构变化。由此可以想，我们创造的艺术是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的90%是水――成为癌细胞的聚居地呢，还是应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有生机勃勃呢？由此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书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赚钱吗？今天中国有很多书法家都梦想着一夜成名，这样自己的书法就可以卖大价钱。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书法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人、为了人自身的完美而创造的。书法申遗或许可以说是基于某种精神上的自我文化认同和自信。
三 中国书法对当代人的精神生态意义
问：关于书法申遗，也有人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与其嚷嚷着让书法变成遗产，反而不如现在花大力气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我们的书法，请问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说法？
答：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看，首先，书法是人类性的艺术，推广到全世界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二，书法也是中国人独有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形式，这种形式的内在精神正在流失，申遗也有其必要性。二者并不是矛盾关系，而且也没有定于一尊的方向和路线。中国书法在短短十年当中，传统书法、现代书法、后现代书法、后殖民书法、学院派书法、民间书法、艺术书法、新古典主义书法层出不穷，但书法的美丽精神也在飘逝。书法申遗有不同的意见，但不能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就不去做。新世纪书法申遗有其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问：书法曾经对中国人生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书法在生活中的实用功能却越来越被弱化。如今中国书法更像是在博物馆中生活。您觉得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答：正因为我们遭遇到全球化，而全球化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回应的办法来面对全球化，所以人类共同性审美形式不是我们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是被动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意味着我们今后就没有家园，没有可以欣赏的艺术，我们丧失了自己文化的地基而成为博物馆文化。人们听从美国的“三片文化”——薯片，麦当劳，快餐的东西；芯片，电脑；大片，电影。而我们只能以书法提供一些东方的趣味，为现代生活提供某种精神营养素。书法实用功能退化并不意味着它的精神功能也消失了，这是特别要注意的。
问：请问是博物馆生存状态，还是一种平民广泛使用状态对书法发展更有好处？或者说是阳春白雪的贵族书法更有生命力，还是草根式的书法更具活力。
答：两种状态都有其特点，博物馆给人的感觉是高度、水准，平民状态则更加原生态，有很多鲜活的东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胸襟，开拓一种多元的书法呈现状态。自古以来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都是互动的，而不是绝缘的，高雅艺术有走向极端的一面，民间艺术也同样会流于表面而没有文化深度。在此意义上，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书法发展的重要保证。
问：如果书法以同升学考试挂钩的方式来吸引青少年来学习，请问您觉得这对书法的发展是件好事情么。为什么呢？
答：至少会让他们去接近书法，但我更强调书法应该深入人的心灵深处。考试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目的。考试在中国古已有之，关键是让这种考试具有灵活性、变通性，而不要太注重标准性，尤其是艺术，更应该认真考虑考试的多元多样形式。
问：相比较云锦织造技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古琴艺术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法目前至少似乎还不存在着后继无人的危险。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保护书法，还不如去保护一些真正需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答：有的时候不能等到后继无人才来去保护，如果我们在它存在的时候就不去珍惜，那就谈不上保护了。当然，这里也不是要保护书法，只是一种心灵上的爱护。书法有其价值，其他非物质遗产也有其价值，我们可以统筹兼顾，对任何艺术都应基于相应的关怀，这些都是不矛盾的。
问：书法人提出让书法申遗，会不会是故步自封的表现？为什么书法人没有说让中国书法走向市场，用市场运作的方式来盘活书法？
答：书法申遗是一种保护，但也是公众的视野，应该是具有开放性。走向市场只是一种形式和过程，而且市场本身也有其弊端，市场经济还需要宏观调控，更何况是艺术性的市场，更应强调人文性、艺术性和精神性的调节，使市场走向良性发展。让书法活起来，市场是一个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问：如果中国书法申遗失败了，您认为会对中国书法有什么影响？
答：一些人会无所谓，一些人会感到遗憾，一些人会有失落感，但是地球还会转下去。我认为，中国书法今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再也不能仅仅因袭西方讨生活。如果仅仅模仿西方，就会出现中国书法西方来评价的尴尬情况。有一次书法展竟请了一位德国人做书法总评委，这个德国人根本就不懂书法、不懂笔墨、不懂线条，他根本没书法基础的传统。令人尴尬的是，这个德国总评委说，当你们中国的书法让我们外国人来说好的时候，你们的路线就错了。难道我们中国书法不应该深思吗？难道我们中国书法连自我意识都没有吗？在我的理解中，书法申遗是个好事情，但是不是体育竞争，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我们只是想通过申遗，使大家比过去更多重视一点书法的良性发展，多一点书法国际眼光和中国立场，多一点出精品的意识，少一些书法暴富的情结，少一些非书法因素对书法的健康发展的阻扰，少一些国际上对中国作为书法原创国的有意忽略。如此而已。
问：您觉得目前来说，保护、发展中国书法最应该做的是些什么工作？
答：可做的工作会很多，诸如高等书法教育、书法国际交流合作、书法理论创新研究等等，主要就是发现书法在新时代的价值。亚洲的价值将在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能够代表世界发展方向、注重“和”的精神的先进文化。书法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诸多国家都可以来做的事情。
问：受到电脑等现代冲击的并不是书法，而只是写字的方式。即用毛笔写字的人少了，而书法爱好者、书法练习者并没有少，反而比过去更多了。书法的处境并不是那样的岌岌可危。请问您怎样看这种说法？
答：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在当代却面临诸多的危机。首先，国际上对书法的理解有限。国际上的中国书法数量不足，层次低，质量差，严重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国际形象。第二，国际书法的审美共识还未建立，这方面日本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该积极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应对书法的文字变化、形式变化和内容变化。第三，书法普及之后的书法大家的推出还未引起人的足够重视，所以，要从重视书法普及到重视书法提高，这方面大学书法教育责无旁贷。第四，书法的生存环境问题。书法脱离日常性，书法在当代失落了。青年一代不再用笔写字，周围又那么多的艺术，特别是大众文化艺术的浸染，书法如何走进青年一代的心中。如果书法一味地追求艺术性、技术性和形式性，而忽略了文化性、精神性和人格心性的提炼，那么青年一代就真的可能抛弃书法。正因为书法如同诗歌、哲学、思想一样，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所以在消费时代才有着特殊的精神文化魅力。
依然是要提醒一下，讲课提纲，也是本人计划写作的讲稿，未公开发表，只是初步的构想，未经本人许可，请勿随意引用运用。贴在这里，供选课的同学的参考。
第八讲 寓言的变异：德曼的阅读游戏
2012-4-27
一、生平简介：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年12月6日－1983年12月21日），出生于比利时，1948年到美国，后居美国。他于1950年代后期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苏黎世大学任教，后来在耶鲁大学法语及比较文学系任教，在耶鲁他形成他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并形成解构主义耶鲁学派。1983年患癌症病逝。
德曼被视为耶鲁学派“四人帮”的头领，曾经有人把耶鲁四人帮称为“阐释学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注：William H.Pritchard,“TheHermeneutical Mafiaor,After Strange Gods at Yale,”Hudson Review,28(Winter 1975-76):601-10.)这种说法足见耶鲁解构批评在当时美国批评界的影响力，当然，也有同行们和接受者的强烈反抗。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曾经不无嘲讽地说，如果确实有一个黑手党，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教父，这个教父可能是保尔•德曼。据兰特里夏看来，其他3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并且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文章里，只要提到德曼时，语气都非常恭敬甚至带有崇拜的意味。此外，德曼之所以被封为教父，还因为他总是给人一种真理在握的感觉，总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和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
他从来都是三言两语、非常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不费心去细致解释和论证，就好像黑社会里一贯存在的现象：头领不说话则罢，一旦说话，每句都是权威性的，只要求被执行，从不需要解释。(注：Frank Lentricchia,“Paul de Man:The Rhetoric of Authority,”in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80).pp.283-284)
1983年，64岁的德曼英年早逝。去世后，1987年夏天，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奥特温·德格雷夫做博士论文收集资料时发现，保罗·德曼在1940年12月至1942年12月期间，也就是德曼21岁至23岁期间，曾在比利时为亲德国占领者的法语报纸《晚报》和佛兰芒语报纸《佛兰芒国家报》主持文艺专栏，并发表总共约125篇文章，德格雷夫选出25篇寄给德里达，这些文章据德格雷夫看来具有明显的排犹主义倾向。因此，对德曼产生重大的颠覆性争议。1987年，德里达写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保罗·德曼之战》一文，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当然也是在为德曼打抱不平。），该文后来汇同Mémoires续集出版， 1988年出法文版，由Editions Galilée出版。中译题为《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中文版由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其主要著作有《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1971）、《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1979）、《对理论的抵制》（The Resistance to Theory,1986）、《 批 评 写 作 》（Critical Writing， 1953 - 1978,1993）等。
德曼也是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及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的论文导师。
保罗·德曼的修辞语言观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化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的本性是修辞性即不稳定性，它从根本上悬置了逻辑并对语法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从而使构成语言科学的语法、逻辑和修辞三者一直处于矛盾的张力关系之中。语言不再是纯粹而明晰的，一切有语言构成的文本便不再有传统意义的凝聚，而是意义的消散。德曼的修辞语言观作为一种解构思想方式，与启蒙时代的批判思想相似，它虽然有过分强调修辞性对语言的控制之嫌，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实用性。”
二、阅读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1，普鲁期特的小说特征也许建立在预期活动和回顾活动的基础上……。
这个交替活动类似于阅读活动，或者说重新阅读。
思考何以阅读成为一个问题？如何展开重新阅读？这是指在小说中马赛尔的阅读，在阅读中的阅读。结果写作变成阅读，写作变成阅读对写作的阅读。写作/叙述在追逐阅读的意义。
2，阅读是躲进去……。
德曼对普鲁斯特的阅读，是集中于小说第一卷中的十多页，关于马赛尔阅读的那个部分。从“马赛尔将躲进这间‘阴暗凉爽’的屋子阅读……”开始，德曼建构了一个马赛尔的阅读如何从内部向外部企图的运动，但这个运动显然是一失败的，因为马赛尔还是封闭在内部，内部的困境（aporia）是全部问题所在。
到底是普鲁斯特还是德曼在玩着内与外的替换游戏?德曼借助普鲁斯特来玩弄这个游戏。
3，谬误对真理的胜利，也是阅读寓言式的替换。
“一对真理和谬误的寓言使一段叙述圆满结束，而这段叙述在立场的交替方面将是特别丰富多彩的……。”
“从文本的开始阅读是作为威胁和防卫的戏剧性斗争的保护活动呈现的……”
4，阅读的寓言，在内部可以更好地掌握外部，内部因此确立了外部，掌握了外部，于是外部就进入了内部。
“唯有当昏暗的禁闭，内部隐蔽处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证明是补偿一切似乎被牺牲的东西的高度有效的策略时，这段叙述的真正魅力才会显示出来。文本通过一个阅读行为肯定了恢复一切被内部的沉思冥想所抛弃的东西的可能性……。”
5，内外两条意义链重建了逻辑，允许一些特性进入替代互换和交叉。一条是由内部空间概念引发的，受“想象力”支配，它们是阴暗、凉爽；另一条同外部相联，依赖于感觉，它们以温暖、活跃这些对立的特性的为标志。
6. 被替换的结构最后导致部分可以借代整体。如苍蝇指夏天。
因为关于封闭的屋子，马赛尔可能想象外面的夏天的世界，外部进入内部，依靠感觉，通过苍蝇就可以感觉到外面夏天的世界的热烈。
7，“经受者”的作用，主体的作用。
内与外的对立、置换，使得主体也在起变化。
在这里，德曼也不得不注意到主体的作用，在德曼的阅读中，马赛尔只是一个语词转换的机器，没有主体性，没有主体的肉身存在，其经验或体验反倒是因为过分细微微妙，而显得如同一个超能量的感觉机器，语词变异的中介。
8，与世隔绝具有合理性，内部的合理性，也是充分性。
对内部/外部世界的感受经常表达了欢乐，因此，德曼认为这是在表达合理性。隐喻的成功中总是包含着一个伦理问题，伦理问题与内疚和叛逆的中心主题联系。
德曼的思路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文本内在的分离的？解构是如何发生的？
9，“活动的湍流”表明文本是以秘密的含蓄的方式描写热烈不相容的性质互换连接。
10，湍流的双重语义功能：其一，字面意义上，手触摸的实际的凉爽性；其二、比喻的意义上，对立的热性的活动。
德曼认为，这个修辞手段是以丰富性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凉爽性为基础的。
11，丰富的时刻成为聚焦点，时刻与叙述互相补充，叙述可以丰富时刻的丰富性。所有这些，为了说明什么？普鲁斯特要写出封闭于密室中的马赛尔那么丰富的感受，小说写作与自我阅读共存。德曼是为了解开小说中的阅读如何与叙述纠缠在一起？阅读如何呈现了叙述/写作？写作在叙述阅读，这是一个独特的阅读经验，也是独特的写作经验。
12，生命的专一而坚定的喷涌，单一历时性被叙述的不断涌出所打破，在这一时刻形成危险的综合。
何以综合是一个“危险”？综合意味着的新的和谐形成，它将会消蚀内在的褶皱。德曼的解构观点更看重“参差不齐”，参差不齐将小说的叙述结构看作是有一个分裂和重新统一的作用。或许换成德里达的说法，参差不齐将有延异发生。
13，文本对外部象征隐喻要优于超出实际平凡的换喻，内部一直渴望超出外部，但又对外部恐惧。
马赛尔：“它是因为我对爱情和旅行的梦想是我的整个生命力专一和坚定的喷涌的唯一时刻——我现在人为地实现了这个时刻。”
但是，德曼的读解显然是要破除普鲁斯特的这种企图，象征是无法表象确定的统一机制的，文本实际上是转向了寓言性，在时间轴上去展开意义，也是延异。
14，文本的互补性企图服从真理的检验，德曼说：普鲁斯特注定要失败，上下文获得得极大的否定力量，“近似”不能通过真理的检验，就不能建立起隐喻的总体化，字面意与喻义，只能是换喻关系。解构在这里发生？
隐喻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但它注定要解构；换喻是延异，其本质上又有统一和转化为隐喻的企图，但它终归是换喻，只能是延异。在时间中流散、分离，这表示句子无法都建构为一个完整的隐喻，它只能是相似性的意义上参差不齐。解构的自行发生，就在于句子被赋予的修辞功能，其实会发生自我倒错。解构就是看出其中的自我倒错。
德曼分析说：“于是喷泉的熠熠闪光变成了一个更加混乱的运动，变成了使两种阅读不能融合的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摆。”（P76）
这就是说，文本建立起来的内与外、时间与空间等一系列的综合关系都被消解。（P76-77）
15，文本解构自己的隐喻才能把握小说实际运动。
16，对寓言的怀疑，奴隶形象的叙述，一成不变的外观，隐喻变成寓言，转移了文本的本义。
17，阅读的无能为力，相似性产生的替代力量失去信心，实际的符号——字面的意义指涉的形象与本义没有类似之处。
18，字面的意义与寓言意义构成争斗，寓言意义之所以是“本来的”，是因为作者一直就要表达这种意义。阅读总是在真理/谬误两极中相互消解。
德曼说：“如果其中的一种解读被宣布是正确的，那么利用另一种解读来消解它将永远是可能的；如果这种解读被判定是错误的，那么证明它表达了它的反常的真理将永远是可能的。”（P81）
19，阅读总是阅读别的东西，阅读指向别处，阅读从不读字面。总是指向别外，即是说，阅读总是不能成立，不能完成，阅读的寓言，寓言式的阅读，怀疑和颠覆了阅读的可能性。字面和本义永远不一致，这就是阅读的自我解构。
20，“《追忆似水年华》叙述了意义的逃循，但是这并不阴止它自己的意义处于不断的逃循之中。”（P83）
三、寓言对象征的胜利：文学批评的修辞化与哲学化
马赛尔的阅读躲在阴凉的屋子里，想象着外面的热烈的夏天。德曼的文学批评，揭示了文本的意义向内统一的不可能性，只有向外，隐喻也只有转变为寓言，在别外来获得意义。如此渴望向外，如此不能在内在性中停留，德曼的解构批评发起了一场语词从内在向外叛乱的运动。因为他看到，向内的陷落与关闭是永远的，无止境的。但依然是语言的层面的叛乱，依然是建构语言帝国，这个帝国再庞大也如同一个铁笼。
是否可读一下里尔克的诗：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里尔克《豹》
通常都认为德曼及耶鲁解构学派是突破了语言的牢笼。德曼的修辞性阅读开启了寓言变异的维度，给文本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语言学天地。但是，德曼的修辞学还是割裂了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作家的经验，与写作背景的社会现实的关联。
读德曼的文章，我会想起里尔克这首《豹》的诗，那豹子是被铁笼囚禁，但德曼是要拆除形而上学的语言牢笼，德曼的阅读修辞学到底是一面无限的反光镜，万花筒，还是别的什么？他如此有力地揭示了语言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自我纠缠，最后也不得不编织起一个自我囚禁的修辞学的牢笼？德曼是如此有力，他仿佛在这个牢笼中踱着方步的豹子，最后我们把握不住那个“伟大的意志”，因为它早已在修辞学的无限延异中昏眩。
文本之外无他物，都在文本中吗？是什么——历史、政治、文化、性别……都在？
我们要追问，那只豹子在原野上奔跑吗？在哪里的原野？是尼采的酒神狄奥尼索精神？在中亚细亚的平原上游荡吗？还是在哪里？依旧的笼子里？文本的笼子，修辞学的富丽堂皇的新笼子？
1，为什么寓言要胜过象征？寓言如何具有解构性？
寓言的解构性。从解构出发，或是发现了解构。德里达在《多义的记忆》中说，德曼发现了解构。既是发现德里达的解构，也是发现文学文本的自行解构。
德曼曾经在《阅读的寓言》的前言中明确断言：
没有任何其他词语比这个词[解构]，更简洁地说明了它所暗示的那种不可避免的评价之不可能性，无论是从积极的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对它进行评价，都是如此。……我第一次注意到“解构”这个词是在雅克·德里达的作品中……
但德曼的解构批评中却始终有超出解构的东西，与德里达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还是具有相当深重的精神气质的和本体论的特征，甚至历史性的特征。德曼的一些批评者并不主张把德曼称为“解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例如，对什么都不同意的杰姆逊的也不同意把德曼归为后现代主义者，詹姆逊曾经把德曼称为“落伍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在德曼这里，“一种完全自治和自我验证(self-justifying)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德曼的批评思想里面还是带有历史主义的东西。詹姆逊还认为，德曼“提出了一种垂死的现代主义的视野”，所以是“一个相当落伍的人物”，在他那里，“正统的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残余仍然“很强硬和喧闹”。(注：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p.256.)对此，罗伯特•L•凯瑟鲁解释说，詹姆逊的意思即是说，德曼代表了“现代主义依然活跃[在我们后现代时期]的现象”。他进一步解释说，德曼所复兴的寓言概念在他看来是“现代主义颠覆故事和历史的、最落伍的和最重要的新篇章”。所以，他认为：“奇怪的是，我们居然把德曼同德里达以及解构联系了起来，……”(注：Robert L.Caserio,“The Heat of the Day:Modernism andNarrative in Paul de Man and Elizabeth Bowen,”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June 1993)v54,n2,p.263.)
当然，在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批评可能未必读懂或看清德里达，似乎德里达是一个十足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彻底反现代主义的人。事实上，德里达本人也不同意把他定位为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同意解构的虚无主义和非历史主义之说。
德曼固然受到多位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尼采、海德格尔。都说他受德里达法国哲学的影响，但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背后是德国现象学、存在主义。
一个批评家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有如此深重的哲学意味。米勒说他不太喜欢哲学，但德曼显然与哲学更亲密。
他的文学批评是否可以说是批评的哲学化？正如德里达是哲学的批评化？
2，德曼的寓言与其说是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不如说是哲学概念。
德曼的寓言其实汇聚了德里达的延异、在场与不在、去中心、能指与所指的分离……等等，一系列的思想。但德曼从来不在他的批评文本中使用这些词。对寓言的阐释就包含了这些概念。
德曼反对象征的优越性，强调寓言性的解构力。象征就是在固定的表象与内在意义统一的关系中来展开修辞表意；而寓言则是非本质化和非实质化的，寓言的表达总是在他处，无法综合，象征是空间性的，寓言是时间性的——甚至是时间颓败的。表意并不在于完成此在的意义表达，而是在他处，他者。
德曼分析说：
“在象征世界里，意象与实体可能是合一的，因为实体及其表征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仅是其各自的外延:它们是同一范畴中的部分与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时性的，因而实际上在类别上是空间性的，即使有时间的介人也是十分偶然的。但是，在寓言的世界里，时间是其最早的构成性因素，寓言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由某种教条训诫来规定……(在寓言中)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其中，符号所指涉的意义已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中同样必然存在着一种构成性的时间性因素;它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只要有寓言，那么寓言符号所指的就必然是它前面那个符号，寓言符号所建构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对前一个它永远不能与之达成融合的符号的重复之中，因为前一个符号的本质便在于其(时间上的)先在性。”
寓言因此就切合了德曼语言无法完成自己的统一逻辑表达和意义确定性的解释。解构就可以在这里发生，文本因此就走向开放。这就是德曼反对象征的优越性，强调寓言性的解构力。象征就是在固定的表象与内在意义统一的关系中来展开修辞表意；而寓言则是非本质化和非实质化的，寓言的表达总是在他处，无法综合，象征是空间性的，寓言是时间性的——甚至是时间颓败的。表意并不于完成此在的意义表达，而是在他处，他者。寓言因此就切合了德曼语言无法完成自己的统一逻辑表达和意义确定性的解释。解构就可以在这里发生，文本因此就走向开放。
德曼的寓言概念可以看出受到本雅明的影响，本雅明的《论德国悲剧的起源》对德曼影响甚大。本雅明的寓言概念就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
德曼的寓言，是时间解构空间，空间整体化的破解，时间穿过空间后，固然空间破解，破解为碎片，时间的碎片，但时间也成为空间的碎片。如此纠结于空间与时间，如此依赖时间的哲学，德曼的批评也打上了哲学化的烙印。
3，是否存在本体论的残余？
就是说，德曼谈论修辞层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异、事件、体验，最终都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是经验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
德曼的分析声称隐喻无法完成自身的统一，总是为相似性的转喻所取代，而转喻则如同延异一样，在时间轴里散播。但是，德曼给予每个语词太多的能动性，每个词都具有自身变异的可能。如果说词与词之间是互相支配式地起到分解的反应关系，那么，这也势必构成一个在时间维度里的连续性关系，只不过把它命名为分解关系，但它们在修辞关系结构中，暗藏着语法关系，德曼力图证明修辞破除了语法，但修辞摆脱语法的描述本身，也是给予修辞一个起源性的、原初式的受着语法的支配关系。这使德曼描述的修辞的分解关系，如此地具有的逻辑性、如此地具有某种规则性。
这使得这些词具有了活生生的存在，具有通灵术，每个词仿佛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都在生成一个世界。词在生成世界，瓦解了原来的世界，但又在生成另一个世界。这些词仿佛了本体论的意义。如海德格尔式的本体论神学的存在。如普鲁斯特的“阅读”没有形成德曼所说的，内与外的完全性，没有回归真理性，没有完成象征的中心化作用，也没有形成表象与本义的统一，所有这些，都在另一个维度里实现了另一种可能，另一个德曼讲述的文学故事，阅读出另一个文学的故事，德曼重新讲述了普鲁斯特的故事。
德曼声称，不只是普鲁斯特的阅读适合于如此的解读，就是尼采、卢梭、里尔克等人，都适合如此形式的阅读。批评的模式如此严密，它有规则，有原理，这使批评具有了自身的存在性。批评具有了此在性。
绿之日
五月四日，中国的青年节，日本的绿色日。这一天也是日本五月黄金周中假日之一。
暮春初夏，新绿满眼。称作绿色日，正符其实，恰如其分。
在中国古代，把皇帝的生日那天作为节日庆祝并放假，据说是来自唐玄宗的天长节。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天皇的生日那天也放假一天。
绿色日原本是昭和天皇的生日，在四月二十九日，一直是国民的假日。昭和天皇去世后，考虑这一天与黄金周相连，为了不影响国民的生活，便保留了这一假日。叫绿色日，不仅是出于季节的关系，还考虑到昭和天皇对植物学的造诣。
二〇〇七年，把四月二十九日改称“昭和日”，作为假日保留，而把绿色日移到了五月四日。
五月三日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颁布的纪念日，五月五日是日本的儿童节，都是假日。原本没有缘由的五月四日成为绿色日之后，假日便连了起来。加上周六周日，据讲今年的黄金周，有的公司放假长达9天。
把解释设立绿色日理由的日文法律译成中文就是，亲近大自然，感谢大自然的恩惠，培育充实的心灵。
日语把新绿时节的树叶成为“青叶”。认为青翠欲滴，嫩若婴肤的新绿可以养眼。江户时代的俳句集《毛吹草》中就有“夏山新树成眼药”之句。
的确，伏案久了，无论推窗远眺，还是走入林间，新绿不惟养眼，还可怡神解乏。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吾从夫子，其乐何及。
五四，绿色日，宁静平和，没有喧嚣，没有烽火。远山如黛，近绿如洗。
搜寻相机中的近照几枚附上：
公园
校园
海平如镜
继续台北。
上午西门町，下午光点电影、秀威出版与台湾艺术大学廖金凤教授，还有周五的车流与忠孝西路，更有台北车站诚品音像的数十部台语电影碟片。很忙碌，很充实，很有收获。
穿了短袖出门，没想到一下雨温度就低，冻得实在不行，遂回头换上了原以为用不上的夹克衫。出了旅馆，经过二二八和平公园，即为总统府。这是总统府前的参观人群。两旁的卫兵极为严肃，后来才知道，昨天总统府前的一个卫兵自杀了，成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碑。犯了错误当然不好，承认错误总比试图掩盖或有意遗忘更值得尊重。
一路上走来，雨停。在南门站附近看到老者卖的“国家馒头”。问什么意思，老者含笑而不答。实在有点搞不明白的。
南门至西门的路口。想去艋舺，但还是折向了西面。
西门町商圈骑楼前的议员承诺。即便是假话，老百姓还是爱听的，怕的是当权者连假话都不想说了。
西门町。真善美剧院，艺术电影与非主流，有时间可以泡一泡。
101西门町。城市规划与文化创意。
西门红楼，夜晚更精彩。
365台湾小吃。
一碗蚵仔面线，不是我喜欢的，但是道地的台湾味。
应邀跟黄仁先生和龙缘之同学一起赴秀威资讯科技，跟出版部经理邵亢虎先生一起参观并讨论出版发行、数位印刷和图书销售问题。
周五傍晚，下班的摩托车流。
忠孝西路。想起童安格的歌：走在忠孝东路，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内心深处隐瞒着一段错误……
光点电影院，侯孝贤与台北电影的圣地。
跟台湾艺术大学的廖金凤教授夫妇及其一对可爱的双胞胎9岁女儿共进晚餐，聊起各种话题，投机自是不提。热闹之余，竟忘了合影留恋。
二、
主办：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台灣极忠文教基金会、龚鹏程国学院
三、
时间：2012年5月5日、12日，周六，下午3：00-6：00。
四、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
远洋大厦406室
五、 参加人数：15人，以优先报名者为主。
六、授课方式：讲座为三小时，包括：讲座一个半小时、舒筋活血半个小时、打坐半个小时、对谈半小时。男、女分开静坐。打坐坐垫由主办单位提供，请尽量穿着穿宽松服装，以方便舒筋打坐。
七、讲师简介：李显光教授，曾任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秘书长、天人修道学院院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访问学者，现为西北大学蓝田文化中心研究员。
八、 报名方式：
咨询电话：（010）66418268，庄老师、邓老师 传真报名：（010）66417968
网址：www.danaojin.com 邮箱：guoxueyuan2010@sina.com
※请于2012年5月4日、11日前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谢谢！
报名链接： [www.danaojin.com]
继续台北。
跟在北大艺术学院就读，由我指导论文的硕士研究生、台北女孩龙缘之在台北故宫。故宫精品之细腻精致，确有大开眼界之感。特别是各种打上台北故宫标记与中国文化符号的礼品设计，实在令人爱不释手。也足见台北的文化创意和艺术设计之水准，应在北京之上。
故宫附近的台北剧场，却是较为冷清了。
中影与中影文化城。跟此前看过的大量台湾电影联系在一起。
龙缘之爱吃的小东西，我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去仁爱路探望电影史家黄仁先生。在黄仁先生家里合影，背景那尊马匹，可是黄仁先生2008年得到的第四十五届金马奖特别贡献奖。给电影史家、电影场记、剧组里的梳头和茶水颁发电影主流大奖，全中国只在香港和台湾出现过。
黄仁先生再一次将精心准备的一些书籍送给我。迄今为止，我的大量难得的台湾影书，都来自黄仁先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这样的期许，我还要在未来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中去慢慢体会。
跟黄仁先生在附近福华大饭店吃“台菜”后喝茶。所谓“台菜”，比较清淡的一种；菜名有红烧豆腐、姜丝鱼片、哈蜊丝瓜、韭黄鳝鱼以及地瓜稀饭和姜丝蚵仔汤、紫菜素汤等。
城市需要标志性的文化盛典
张颐武
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近成为社会和媒体热议的话题。无论是开幕盛典的恢弘还是卡梅隆这样的话题人物的出现，或是全球不少新的电影的展示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电影节的起点高，气势足，从去年第一次举办的就吸引了人们的关切，而今天的第二届，更是精彩纷呈，这个标志性的电影节当然既展示了中国电影市场在高速增长中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也显示了北京这个城市的国际化的特色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样的平台的意义既在于展示电影的魅力，也在于展示城市的魅力；既可以提升本地居民的文化趣味和分享全球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能让全球爱好电影的人有一个新的观赏电影和了解北京的机会。这样的盛典的意义正在于它的高规格和全球性是和它的普泛性和本地性结合在一起的，这使得它的话题足够，魅力足够，能够产生深远和重要的影响。电影节每年举行，都会在全球产生影响，通过长期的努力，北京国际电影节会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影节。
北京是一个有电影传统的城市，它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有记录最早的电影《定军山》就是在北京拍摄的。对于早期中国电影发展有重要贡献的罗明佑等人就是从北京开始其电影事业并取得成功的。五十年代以来就是中国电影业的重镇，而在最近这些年更成为整个中国电影业的枢机和关键。无论是制作方还是演职人员都在此聚集，电影的创意和生产的中心也在北京。二十一世纪以来这种集聚的态势更加明显。虽然全球华语电影是以两岸三地电影人的共同努力运行的，但北京已经成为华语电影运营和发展的中心则是没有疑义的。同时，北京还是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市场之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一枝独秀的时候开始，北京观众对于电影的欢迎和接受就一直是引人注目的。冯小刚电影其实深深地打着北京文化的烙印，无论其语言方式和风格特色或是表现的生活形态都和北京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联系。北京观众这些年在整个中国电影业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北京的年轻白领观众的趣味和要求相当程度上影响或引领着全国的观影习惯。在北京市场的成功对于电影在整个华语电影市场的成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电影这些年发展迅速，票房急剧增长，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盛景，其市场的影响力已经受到全球的瞩目。新兴的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仍然巨大，尤其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消费能力的释放更会带来电影发展的新的空间。这因此，北京确实需要有一个电影节来整合电影的资源，扩大北京在全球电影业的影响。
当然，对于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城市来说，文化创意的发展和文化示范引领作用是城市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中国社会现在正在三十年发展的基础上要求着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这都对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文化强国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而通过电影节这样的盛典集聚人气，让城市的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让本地人民和前来北京的所有人都能在几天中享受电影的盛宴，这其实正是在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打造城市的文化生活的多样性的空间。尤其对于年轻的电影观众来说，让他们通过电影节观赏世界的优秀作品，和电影的前沿人物共聚一堂，都会对于他们的眼界心胸和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他们中间有电影的忠实观众，其实也可能有未来华语电影的领军人物。这对于城市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北京打造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节正是恰逢其时，也是整个城市的发展的必需。它能够促进城市突破发展的瓶颈，让城市生活更活跃，更具品味和趣味，也是北京的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的内在的要求。
无论是今天中国和华语电影的活跃程度和发展速度，或是全球电影业对于中国市场的期望还是电影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要求，或是北京作为国际性的都市的发展的需要，都对北京国际电影节有强烈的期待。本届电影节所产生的重要的积极影响会对于北京在全球电影业中的地位和城市的发展有所贡献。当然打造一个具有高度影响的电影节，也不是一届两届能够解决的，也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需要持续的努力和对于电影艺术的规律和全球电影节的成功经验和运作模式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尤其需要国际性的电影节的运营的人才的共同合作和世界电影人的高度的认同，也需要城市本身对于电影文化的深刻的理解。这就需要长期和坚韧的努力。
无论如何，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已经成功搭建起来，它会对整个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也会对北京这个城市有更大的贡献。
《宋史宰辅表考证》前言
(节录)
《宋史》的《宰辅表》是记载宋朝政界最高层升降沉浮的基本史料。宋代历史上多次党争、政争的结果，都从这里可以得到折射。尽管是一部枯燥的表格，远不如具体的史料生动有趣，然而研究宋代历史，特别是研究宋代政治史，《宋史·宰辅表》却是不可或缺。可以说一部《宋史·宰辅表》，就是一代中央政治史的缩影。
何为此言？因为到了宋代，历代历朝都有的政府最高首脑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正史中，记录政府最高首脑的部分，《新唐书》叫做《宰相表》，并且还特别设有《宰相世系表》，而《宋史》则叫做《宰辅表》。这并不仅仅是名目的变化，而是显示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所发生的质变。叫《宰相世系表》，反映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政治在唐代中央政治中尚有遗存。《宋史》改称《宰辅表》，不光是看不到了旧有的门阀士族政治的踪影，而且“宰辅”这一名词的使用，更是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宰辅”是“宰相和辅弼大臣”的简称，指的是已经不是宰相个人，而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整个决策集团。因此，《宋史·宰辅表》记录的是宰相(各个时期的称呼有所不同)、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各个时期的称呼也有所不同)、枢密使(或称知枢密院事等)、枢密副使(或称同知枢密院事等)、签书枢密院事这些最高层军政要员的任免。这种正史记载方式的变化，表明宋代政治主要是通过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进行运作的。对此，我概括为“宰辅专政”。形成宰辅专政局面的基础，是科举官僚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政治。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已超出了本书考证文字的范围，难以展开论述。请参见拙著《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日文版，二○○一年，汲古书院出版)。
还是回到将要考证的《宋史·宰辅表》上来。其实，在原宋朝国史中，本无《宰辅表》这部分。关于宋代宰辅任免方面史籍的沿革，《宋史·宰辅表序》缕述如下:
宋自太祖至钦宗，旧史虽以三朝、两朝、四朝各自为编，而年表
未有成书。神宗时常命陈绎检阅二府除罢官职事，因为《拜罢录》。
元丰间，司马光尝叙宋兴以来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馆。
自时而后，曾巩、谭世勣、蔡幼学、李焘诸人，皆尝续为之。然表文
简严，世罕知好，故多沦落无传。
二十多年前，我作《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经常翻检《宋史·宰辅表》。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宋史·宰辅表》与《宋史》的本传、列传，以及与《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皇朝编年备要》、《皇宋十朝纲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朝纲目备要》等国史系统的史籍在事实记载上差异颇大，并不是像元人在《宋史·宰辅表序》中所云“一以实录为据，旁搜博采纪、传以为是表”。然而，《宋史·宰辅表》与《宋宰辅编年录》、《中兴小历》、《宋朝事实》等宋代私家修纂的宰辅拜罢之书则大致相近。将《宋史·宰辅表》与《宋宰辅编年录》相比较，《宋史·宰辅表》所存之谬误脱阙，《宋宰辅编年录》大多仍之，如出一辙。由此可知，在《宋史》之中，《宰辅表》属于别一系统。
关于《宋史·宰辅表》的史料来源，《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的《宋宰辅编年录》书前提要，均云“《宋史》宰辅年表，其纪述皆以此书为准”。四库馆臣说《宋史·宰辅表》源自《宋宰辅编年录》，缺乏事实根据。比较《宋宰辅编年录》与《宋史·宰辅表》，二者记事有同有异。对于二者之异，四库馆臣检寻出几例，写在提要之中：“如建隆元年赵普拜枢副，此录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兴国四年石熙载拜签枢，此录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兴国八年宋琪拜参政，此录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参政，此录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类极多，足为读史者考异之助。”这种记载歧异的存在，很难定谳“《宋史》宰辅年表，其纪述皆以此书为准”。因此，单行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宋宰辅编年录》提要，删去了这些话。
《宋史·宰辅表》的史料来源复杂，当是元人编修《宋史》时，杂采他书编纂而成。由于这个原因，同现存的一些宋代史籍相比勘，《宋史·宰辅表》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如重出、失载、记载错误、体例失当等等。对其中的问题，点校本《宋史》仅指出了一小部分，而大量的问题还一仍其旧。而我的《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因限于校勘体例，亦仅指出《宰辅表》的一部分问题。史料的准确是正确研究的前提。有感于此，我在完成《宋宰辅编年录校补》（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之后，又进行了一次相当枯燥的作业，对《宋史·宰辅表》作了稍为全面的整理。分为《辨误篇》、《补正篇》、《补遗篇》。
如前所述，《宋史·宰辅表》记宰辅拜罢，因多援宋世私家史乘，而非本于国史实录，故多有舛误。舛误之外，且失载间在。《宋史》自元人撰成流布以后，诸如《宋大臣年表》、《续资治通鉴》等书，亦多沿袭《宰辅表》所记，舛误失载俱仍之。流谬数百年，不可不辨。因此，完成《〈宋史·宰辅表〉考证》之《辨误篇》与《补正篇》。继而检绎有宋三百年间遗存之国史野乘，援《宋史·宰辅表》记叙之体，将其失载之宰辅拜罢事项，附以考证补足之，成《补遗篇》。此乃《宋史》补作之属，非此篇无由得见，自信其价值所在。篇中所补，限于体例当有而失载者。至于拜罢日期及职官等脱阙者，不在此篇考补之列，其详见于此前之《补正篇》。《宋史·宰辅表》考证作业采用的工作底本为1985年出版之中华书局标点本新1版。
这些考证，虽然二十年前已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同时完成，然一直束之高阁。东渡之后，稍有余暇，董理旧作。然成文后一放又是十多年。数年之前，承中华书局《文史》编辑部美意，将《辨误篇》《补遗篇》旧稿录出，合为一编，题为《〈宋史·宰辅表〉辨误》，于2004年第1辑(总第66辑)刊出。由于冗文已达十万馀字，一次刊发，据云已创《文史》创刊以来之纪录，故不得已将《补正篇》割舍。
《补正篇》者，不同于《辨误篇》对《宋史·宰辅表》原著史实记载错误之辨正，亦不同于《补遗篇》对《宋史·宰辅表》原著失载宰辅拜罢事项之全项补写，乃系考诸史乘，于《宰辅表》内宰辅拜罢日期及职官等当载而阙略之部分，加以补遗，兼比勘他书，略识异同。此文于考史助益无多，于校勘或存备忘。实如古人所云鸡肋，食之乏味，弃之可惜。而后承《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编辑诸公不弃，于第8集刊出《宋史宰辅表考证(补正篇)》(2007年)。
同为《宋史·宰辅表》之考证，分载于两处杂志丛刊，于读者查阅诚为不便。此次，承中华书局慨允出版，《宋史宰辅表考证》终成全瓦。
是书之《辨误篇》订正《宰辅表》之原误凡二百三十六条；《补正篇》校异凡八十九条；《补遗篇》则增补失载项目凡一百十二条。篇幅并不长的《宰辅表》，在事实层面之讹误脱漏，比比而在。不禁让人对《宋史》的信史程度大打折扣。“尽信书而不如无书”，史料使用，可不慎乎！
(此文为即将出版之《宋史宰辅表考证》前言的节选，部分具体考证内容，今后亦打算陆续贴出，求其友声。)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 “@柒樓”
将于5月7日拉开序幕！本活动旨在电影创作展示与教学交流，欢迎往届毕业生返校参加！在校师生凭证入场。特别提示：所有放映场次提前半小时入场，因座位有限，人满后谢绝入内，请谅解。篇外预告：5月19日到25日我系将主办“日本电影剧作家交流周”。更多信息请点击官网 [t.cn]
67岁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曹凤岐开有两个微博，新浪微博两百万粉丝，腾讯微博100万粉丝。“我都是自己更新，从不用别人代劳。”
他坦言，微博里发两类东西，一类是关于他老本行经济学学术观点的，一类是关于人生感悟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幸福，请看我的微博吧。”曹凤岐狡黠地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当然，他的微博里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
“我的第一个判断，中国的经济不会硬着陆。”曹凤岐说，“今年中国GDP应该能超过8%，今年的一季度已经是8.1了，我们今年的目标是7.5，所以这样看还是可以，达不到8.5也得8.4、8.3”。
他的第二个判断是今年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一年。“今年第一季度CPI是3.6%，PPI是下降的，PPI下降说明经济要放缓了，从投资到进出口都是下降的。说物价控制应该非常困难，实际上国内很多产品价格在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
“今年应该执行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曹凤岐说，放松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但物价会上来，现在处在两难的境地，中小企业也非常困难，流动性也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投资，影响就业，甚至影响发展速度，“我个人认为应该保证经济稳定发展”。
当然，在微博如此达观的曹凤岐，也遭遇过人生的低谷，甚至是身家性命的安全。
曹凤岐向记者感叹，纵观自己的一生，人生的跌宕起伏跟整个中国的各个阶段紧密相连，“人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跟着潮涨潮落起起伏伏”。
四十七年北大往事
1965年入北大，47年的好年华都留在了北大里。曹凤岐自认为对北大有割舍不掉的情结。
他说，“这一级的学生是被整个社会遗忘的角落”。
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前面不能像文革前的大学生一样安安稳稳在大学里继续学业，也不能像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一样找回失去的十年，有大量的知青文学记录那段历史，“像77、78级的学生如今在社会上挥斥方遒”。
“1965级的大学生很少有出头的，这些学生是被毁掉的一代”。曹凤岐想起往事不禁唏嘘，“这么好的年华在北大都虚度了”。
不过，当时不甘心的曹凤岐开始自己泡图书馆，坐冷板凳。在安静的图书馆里，曹凤岐把资本论的1、2、3卷全部看完。直至今日，他依旧能说出资本论某一章节的基本内容。
1970年，曹凤岐大学毕业，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钻进《资本论》的曹凤岐跟各派都扯不上关系而变得安全，反而成为了200个留校工作的毕业生之一，“按照当时的说法，留校的老师叫做新工人”，曹凤岐从此开始了由学生到老师的转变，也开始了执教一生的生涯。
希望与失望总是相伴而来。
曹凤岐刚刚留校，就发生了一件大事。“最刻骨铭心的事是在我毕业3个月的时候，父亲因为医疗事故离世。父亲去世时才49岁”。父亲的突然离世，把这个刚刚有所好转的家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把所有重担都压在年轻的曹凤岐身上。为了供养几个弟妹，他把工资的一半儿都寄回家（当时的月工资只有46元），每个月只留20元的生活费。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几个弟妹长大成人。
十年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来临。曹凤岐提出要在系里开金融课，但当时北京大学并没有金融学课，也没有金融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正好举办了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北大的陈岱孙教授就给人大的金融系主任、后来当过人大校长的黄达写信推荐曹凤岐。“我的很多金融知识来源于人民大学，但最终因为家庭原因我并没有拿到学位。”曹凤岐说。
后来北京大学以批判的名义开了西方经济学的课程，曹凤岐旁听了很多老师的课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自学，金融学来源于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来源于北京大学。”曹凤岐这样总结自己的学路历程。
曹凤岐北大47年间，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跟厉以宁教授一手推动了光华管理学院的成立。“毫不夸张的说，北大光华是厉以宁老师和我一起创办的。”曹凤岐说。
“这个提议是我先提出来的。”曹凤岐说，当时他是北大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厉以宁是主任。刚开始提议的时候没有人附议，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搞分裂，拉山头。
1993年3月初，曹凤岐和厉以宁等人去香港征求《证券法》修改意见。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等人也在香港。当时，吴树青等校领导日程安排的非常紧张，但曹凤岐愿意一试，就在吴树青下榻的宾馆等待至凌晨1点，方才见到疲惫归来的吴树青。就是在这次交谈中，曹凤岐将“为什么北大必须建立工商管理学院”的想法一一陈述，他列举了计算机系从数学系分出来才得到大发展的例子。从1点到3点，谈话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吴树青当即拍板，同意建立工商管理学院，并表示回京后即开始筹办此事！”19年后，面对记者，往事重提，曹凤岐依旧难掩喜悦之情，“当夜我兴奋得一宿没睡！”就这样，1993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正式成立。
随后，从1994年2月开始，曹凤岐等人又同光华教育基金会进行了艰苦地谈判，最终光华教育基金会同意与北京大学合作建立光华管理学院，并出资1000万美元（按当时汇价为8600万人民币）。1994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更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任院长，曹凤岐任第一副院长。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光华成立也不例外。
光华管理学院竟然因为得到光华教育基金会干事长、台湾润泰集团董事长尹衍樑先生的资助而被告到中央高层，被说成“卖牌”、“卖院”， “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曹凤岐和王其文老师代学校写报告，到教育部汇报光华管理学院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最终用事实平息了这场风波。
2011年1月，66岁的曹凤岐从光华管理学院退休。但退休的他仍然难舍三尺讲台。“回忆人生，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是我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感到最大的荣幸是我能成为北大的教授，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是我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生产力的生产，是高素质生产力的生产，这个生产力是无穷的，能培养高素质的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
支持民间金融关注资本市场
曹凤岐并不是书斋学者，他的很多研究跟实际的经济情况有紧密的联系。他也非常关注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关于前一段沸沸扬扬的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曹凤岐认为，除了银行之外要利用民间金融，就是靠民间金融来促进发展，其对温州金融实验区给了非常高的评价，把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一些作用。1949年开始把民间金融几乎全部打入地狱，说民间金融是高利贷，是剥削。后来又说是非法集资。
曹凤岐认为，民间金融的存在是必然的，被打击的情况下就在地下运转，地下运转就需要高息吸引来投资，那么吸引投资带出去的也是高息，一旦链条断裂，整个民间金融就断裂了。
“我们必须使民间金融合法化，必须给它一个法律地位。”曹凤岐说，“温州金融实验区实际上市获得了法律地位。民间借贷目前高利是正常的。如果全部放开利率，银行和民间金融一样，都是生产价格都是平均利润，过了一段资金供求就平衡了。”
曹凤岐认为，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资本存量是社会资金存量。
“无论IPO、再融资、资产重组或者并购，都是利你社会资本存量。”而中国恰恰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多，老百姓储蓄30多万亿元，首饰现金，加上多如牛毛的私募。这些资金没地方去，没投资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他呢？
证监会新任主席郭树清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曹凤岐说，“郭树清想做一些改革，我们是支持的。吃馒头要一口一口来，郭树清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股市并不完全给他面子。”
大家都想从资本市场赚钱，但都赚不着钱，进一个死一个进一个套一个，什么原因呢？曹凤岐说，“这是资本市场制度，我提了八大制度建设，影响非常大，证监会股票发行的改革，也参照了八大制度建设。”
曹凤岐直言，证监会最大的问题是严格审批，造成稀缺资源，谁能上市谁就捞一把，那凭什么不高价，每个创业板企业最多融资量大概是2亿，创业板280多家，融资额应该是七八百亿，现在是1900亿。浪费那么多资源，把这个1000多亿再给几百家企业不行吗？
“目前审批还是必要的，但是逐渐变成程序性审批。”曹凤岐解释，“什么叫程序性审批呢？最重要的审查权或者初审权放在交易所，交易所最了解企业。证监会干吗啊？证监会抽时间去调查企业真假，证监会从一票决定权变一票否决权。现在证监会每天都审批，这头是企业嗷嗷待哺要上市，那头它又是批不出来，它又不敢那么放，实际股民现在说你赶快停止新股发行，证监会非常矛盾，何苦呢？”
参与创建资本市场
事实上，不光现在曹凤岐提的八大制度建设对股市有重大影响，他还是建立中国股票市场的推动者之一。
曹凤岐说，“我也是最早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学者之一，1981年就跟厉以宁讨论过”。1984年安徽召开一个金融学会年会，14名研究生在大会上提了一篇论文《叩开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最早公开提出来的，“在会上我是少数是支持者之一”。同年10月出版了一本金融知识手册，书里有关证券市场的条目都是曹凤岐写的。
1985年曹凤岐在北大学报发表一篇名为《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制度》的论文，这是当时国内比较系统地提出建立资本市场最早的文章之一。
1989年曹凤岐出版了《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在扉页里他非常有勇气地写道“献给为中国改革而勇敢探索的人们。”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股份制的作用以及影响，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和反对改革的呼声下，曹凤岐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在1989年召开的名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研讨会”上，曹凤岐就股份制问题作了一个发言，他讲了股份制改革的好处,也谈到中国推行股份制从本意和实际上都不是搞私有化，而是公有制内部产权关系的调整。
会议结束后，有人批评曹凤岐歪曲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全盘西化”、搞“私有化”，他甚至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1990年曹凤岐申请破格晋升教授的职称，在院、校两级学术委员会均通过的情况下被取消，从80年代中期便开设的“股份制研究专题”课被迫停掉。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曹凤岐也只是默默承受。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他才获得教授职称。
“我的人生跟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邓小平92南巡，也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曹凤岐感叹。
在曹凤岐看来，中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法制化进程发展起来的。作为《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的起草者之一，曹凤岐感触颇深。
然而，《证券法》从起草到建立，历经坎坷。从1992年由七届人大提出起草，经过八届人大，到1998年九届人大出台，再到颁布实施，整整历时7年。
“在这部法律的制定中，我曾经拍过桌子”曹凤岐坦言。
1994年5月，人大法工委和财经委分别提交的草案被要求合在一起，为此，双方要一条一条核对。期间，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曹凤岐和当时法工委的负责同志争吵起来，他据理力争，激动的时候甚至奋力拍桌。他坦言，为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为的就是能使这部法律真正的起到规范作用。
199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大法《证券法》正式实施。由此，证券市场法治化建设步入新阶段。同日，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正式挂牌，标志着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形成。
在1989年的《中国企业股份制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尾，曹凤岐写出了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声音，“总之，股份制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这块基石上，可能也可以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厦。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有着不可遏制的力量。而从经济组织形式来说，股份制正代表了这样一种力量。无论欢迎还是不欢迎，它他迟早会在中国现代化舞台上一展雄姿。”
2011年初，曹凤岐在学校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是“退而不休”，继续为光华、为北大、为国家做出新的努力和贡献。曹凤岐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心境。
七律
退休有感
2011年1月我接到学校的让我办理退休手续的通知，真是感慨万千。回首走过的路，我无怨无悔。我虽已退休，但还可以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
六十六岁办退休，酸甜苦辣五味稠。
尽心教育四十载，力推改革三十秋。
事业有成良知在，功德未满憾事留。
廉颇虽老尚能饭，吾辈伏枥任白头。
——曹凤岐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理解上，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困难。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更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似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市”再多，对经济也没有好处。由此，前辈学者皆重工业化。笔者一向尊敬的、去年高龄辞世的张培刚教授，上世纪40年代在哈佛的成名之作就是《农业国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历经艰难曲直，终于在全球搞出了名堂。比照之下，倒是原先普遍认为门槛不高的城市发展，成为落后于工业化的一条短腿。本文标题——“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讲的就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实，其中包含的经济逻辑，值得深入探查。
先简要交代一下，衡量工业化的水平，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也就是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城市化呢？当然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这两个“率”，一个经济，一个人口，当然无从直接比较。不过，由于工业活动总要“投影”到人口的空间分布上，所以在经验上，以上两率又可以作统计上的比较。
让我们先从最新的数据看起。今年国家统计局宣布我国城镇化率51.3％，那是2010年人口调查的结果。同年的工业化指数是多少呢？46.8％。这是说，2010年我国不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且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工业化率。这当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过拿全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于城市化率而言，还是偏高了不少。用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不过26.1％，而中国的两率的比值是1.09（即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全球的平均比值是多少呢？1.95（50.9％／26.1%）。中国的工业化率相对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了近一倍，统计口径的细节差异就不重要了。从大的图像看，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的区别就更为显著了。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 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 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即便是“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除以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不可小看这个比值。讲过的，工业化活动引起人口分布的改变，在空间上总有相应的表现。城市化率大大高于工业化率，描绘的是随着工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的提高，会有高得多的比重的人口居于城市。这幅图像背后，有规律在起作用吗？
让我援引道格拉斯·诺斯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位后来以制度变迁理论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1988年他与一位合作者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状况——交易部门贡献了26%的总产出——整整提升了约一倍。这与经验的观察很一致，就是与“发展中的美国”相比，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
研读这项发现的时候，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交易部门不是比工业生产部门更发达，美国还能拥有世界第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更发达的交易部门，工业品无从在市场上实现转手，很快遭遇“产能过剩”，那就再也谈不到继续发展了。毕竟，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技术进步可以很快，产出的规模也可以迅速翻番再翻番，可是，打通市场的“技术进步”一般就没有那么快了。简言之，是无数的“推销员之死”，才成就了现代工业革命的。
受此认识的提点，我对交易部门相对更快的增长，多少有了点敏感性。1996年回国，“下车伊始”的当晚，我就前往济南看一家洗衣机厂，对这家当时生产规模不大的制造业公司要向几十个城市派出庞大的销售、服务和修理团队，印象极为深刻。1998年有机会访问TCL，李东生的副总介绍他们遍布全国的营销人员总数远比车间工人多得多时，我就不觉得那么吃惊了。交易部门的加速扩张，是工业化进步的可靠征兆。
可是，就整体而言，中国还是上述经济规律的一个反例！不是吗？作为当今全球总量第二大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8.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7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工业总量中的最高份额，也说明“世界工厂”名副其实。可是，若论工业化推动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以及其空间投影——城市化率更显著的上升——中国却不但敌不过美欧日本，甚至在金砖诸国中也甘居下游。这里冒出来一个谜：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率更快增长这个规律，为什么在中国的经验里失灵？
我的看法，谜底在于开放与全球化。读者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工业为全球市场供货。但是，中国制造的工业品之所以大步流星地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东京、法兰克福、汉堡、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看来，内地企业的“借船出海”，首先是“借城出海”。世界上当然没有白借这回事，服务费总是要付的，学费也不能不交。来来往往之间，中国制造刺激了境外交易部门的繁荣，推动了相关经济体的城市化更上层楼。我们要明白，今天发达国家的城市，服务的可不仅仅是他们本国的实体部门，这些声名远播的世界城市中心，也为中国制造提供服务，并在服务扩展中成长。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内地交易部门的更快增长。投影到空间表现上，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工业化率的更快提升。虽然自己和自己比，近年内地的城市化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有人认为已经偏快了。可是拿全球的情况作为参照，迄今为止，我们还是可以在中国现状中看到“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本文要说的是，经济规律未被违反，只不过是开放与全球化不再让它显示在单一国家的账面上。
高雄-台北。
高铁，从高雄到台北，只需要一个半小时。车近台北，山明水秀。
中午11：30即抵达台北站。拖着旅行箱找了一大圈，终于在车站附近的襄阳路发现一家Look
Hotel（台北乐客商旅）。好在周边即为繁华地带，特别是紧邻书店街。
台湾商务印书馆，原来在这里。
垫脚石书局。买了林文淇、王玉燕主编的《台湾电影的声音》、叶秦的《想望台湾：文化想像中的小说、电影和国家》等著作。
傍晚继续出发，去台北诚品总店：诚品敦南店。
诚品除了书店，还有设计工艺、时尚、创意、人文艺术等各种经营。
诚品的活动也有不少。
在诚品，或站或坐，或走或停。这就是书店的气息。在这里，又买了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羊子乔编《台湾主体的建构：台湾文学系所诞生》等著作与胡金铨的《天下第一》等影片DVD。
台北第一天，基本被书所淹没。
欧游十四日，仿佛武陵人由桃花源归来，已有《欧游诗录》、《欧游日录》（上、下）刊于博客，意犹未尽，且将日录之外的杂感写成《欧游赘馀》。
一、欧洲旅馆不查房
在国内住过店的人都知道，结账之前的一个最后一个动作是通知楼层服务员查房，就是看看你住过的房间里东西有无损坏，有无缺失。确认平安无事才能结账、退还押金，放你走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估计半数以上的人都遇到过查房后报告房间里缺了杯子、短了毛巾、少了衣架、脏了地毯、坏了家具——然后就要罚钱的糗事。这样的糗事俺经历过一回半。
一回是出版社组织员工到山东某地度假，海边的旅馆，服务本来就不规范，洗手台上的小方毛巾一天有一天没有的，好在我们都有自己的毛巾，宾馆的毛巾顶多当块抹布用，擦擦台面上的水迹，所以服务员放不放毛巾我与同屋都不在意。然而临走结账时，出版社工会的李领队说：“查房说你们屋少了一块小方巾。要罚五块钱。”我说：“小方巾一天有、一天没有的，最后那两天根本就没往我们房间放。”楼层服务员坚持说“放了”。如果是个人与旅馆结账，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理论，然而现在是出版社和旅馆统一结账，全社人都在等这块毛巾尘埃落定，如果我坚持不掏钱，好像要等我的同屋掏钱似的，所以只能掏了五块钱。——其实那种破方巾就和餐馆吃饭时一块钱一条的擦嘴布没啥两样，那旅馆也真够可以的，出版社百十号人在这里连吃带住好几天，这么大的生意，居然还要坑我五块钱，可恶！
吃亏上当不能还有下回，所以后来住店格外地加着小心，凡房间里开列物品清单者，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清点物品，发现物品与清单不符时，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总台，然后把服务员请来共同核对。有时她们会说：“房间里的东西我们有数，不用对清单，你放心住吧。”俺说：“你们肯定有数，可我没数，怎么放心？”幸好多年来一直平安无事。直到2010年，又让我赶上个“半回”。
那年8月，与两位朋友相约去黑龙江旅游，其中一位执香港身份证的朋友总是抢着结账。那次初到黑河，发现宾馆房间有刺鼻的化学气味，所以一晚之后便想换一家旅馆。香港朋友说在总台争抢不好看，执意要我们先拿着行李在外面等，他结好账就出来。我们就从了他。
在外面等了不短的时间，还不见他出来，担心有什么问题，我就进去询问。原来查房的服务员说我的房间少了一条大浴巾。香港朋友说：“我们不会拿你的浴巾，你们再仔细找找。”找了还是说“没有”，“再找！”于是就耽误了时间。猜想那位朋友当时肯定感到很糗，而且肯定不好意思像俺们社的李领队那样出来问我，然后眼看着我掏钱。幸好我就在那时走了进去。
说实话，酒店毛巾咱是从来不上身的，哪怕是住五星级酒店，毛巾一概自带。酒店小毛巾的用途是擦台面，大浴巾的用途是洗衣服时用来吸干水分，这样衣服悬挂一晚肯定能干。那一晚，俺就是洗衣后用房间的大浴巾吸了水分，然后顺手把浴巾挂在了浴室的门把手上。我对服务员说：“浴巾就挂在浴室的门轴上呢，你们再去看一下。”一看“有了”，香港朋友究竟是在香港的自由环境中涵养出来的，当即怒拍柜台曰：“你们这是侵犯人权！叫你们经理来！耽误我们多少时间！”那些人自知理亏，立马赔礼道歉，我这边也在息事宁人，因为还要赶路，所以终究没把经理叫来。
此番欧游，第一站入住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外的湖滨旅馆，每个房间配有两把白色尼龙布绷在钢管上的椅子，独特的造型看上去立即让人联想到船帆，不由感叹“真不愧是帆船国家啊！椅子都带有帆的韵味。”团队中一对北京夫妇想必也有与俺类似的住店经验，发现一把椅子上有一块咖啡色的污迹，便去找酒店方面声明，以便撇清干系。他们不会说英语，想通过导游交涉；而我也想让酒店管理人员告知一下独立暖气的开启方法。虽然看到有个手柄，也知道通常手柄顺时针转动为开，逆时针转动为关，但怕万一弄坏了惹麻烦。导游面对40位第一次入住外国旅馆的客人，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只好让酒店总台的人跟我们上楼查看，她替酒店的人照应前台连带处理其他人的问题。小旅店晚上只有一位男士在前台值班，即当经理又当服务员。他跟我们上楼后，那对夫妇把椅子上的污迹指他，他二话不说，搬起椅子就走，想给他们另换一把。这对夫妇说，不用换，只要他知道不是我们弄脏的就行。但不会说，便让我帮忙。俺基本上也是文盲水平，但打交道倒是并不触头，于是赤膊上阵，对那位酒店男士做了一个轮换的手势，然后说“no”，又指着那块污迹说：“There ,You see, ok!”那人听懂了，放下椅子，笑着说“ok!”又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了句英语，猜想是说已记下这件事了，然后转身就要下楼，咦，我的事还没办呢，赶紧对他说：“Follow me！”或许应该说“Come with me”，但俺只知道“Follow me”，那是前些年很火爆的一档英语节目的名字。那人笑着跟我走，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什么话，似乎夸奖俺英语不错。哈哈，除了一个IT业的年轻人，团队中俺已算是第二位能与当地人沟通的“人才”了。来到房间，我指着暖气上的手柄，做了个右旋的手势，然后问：“This open ok?”那人把手柄旋到第5档，也就是最高档，说：ok。几分钟后房间就会热起来。
度过温暖舒适的一夜，吃过酒店的丰盛早餐，我们登上大巴正式开始欧游行程。坐在车上，突然意识到酒店缺少了国内的查房环节，后来发现欧洲的酒店根本就不查房。
仔细想想，查房的举动，本身就建立在对客人的怀疑上，先已假设客人偷了酒店的东西，然后才要检查，这怎么可以？真的是侵犯人权啊！而且，即便客人打破了杯子或是不小心损坏了什么东西，也应该视为自然损耗，这笔费用应该已包含在旅馆费里。
在慕尼黑，我想把一杯啤酒拿到房间，刻意出示房卡，但酒店吧台的帅哥看也不看，当即爽快地说“ok”。第二天早上退房时，虽然觉得可以把啤酒杯留在房里，由服务员收走，但想到酒吧帅哥的爽快与信任，还是亲自把啤酒杯带下去，还到吧台上，换来帅哥一个灿烂的微笑。
不过也是因为不查房，让我把不可或缺的尼龙搓澡巾忘在了因斯布鲁克酒店的淋浴房里。位于阿尔卑斯山山腹里的小镇旅馆真是太舒服了，不仅房间宽大，浴室也相当宽大，设有双洗手池、大浴盆，另外还有单独的淋浴房。俺连酒店的浴巾都不用，浴盆就更不用，在淋浴房沐浴后，就把尼龙浴巾搭在了喷头上。这尼龙长浴巾不知是美国技术还是日本技术，用很少的浴液就能充分发泡，而且湿水后不改性状，搓澡方便快捷，还能起到磨砂膏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干燥，便于携带。有这东西，毛巾就不用浸水了，也能比较干燥地携带。浴室太大，就让俺顾此失彼，早晨只收了毛巾，门后沐浴房里的浴巾则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晚上入住意大利博洛尼亚，洗澡时才发现浴巾忘了拿，令我以后的沐浴一直不爽。——直到“五一”节前夕，在多家寻购未果后，终于回忆起当年购买浴巾的地方，所以花14.9元人民币又买了一条新的。如果欧洲也有查房制度的话，以欧洲人的尽职和与人为善，忘在沐浴房的浴巾一定会被发现并归还给我。
把浴巾忘在那里也好，留个记念，因为我实在喜欢那个雪山小镇。歌德把心忘在了海德堡，俺则把浴巾忘在了茵斯布鲁克。
二、欧洲人的生活环境很祥和
欧洲之行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欧洲的人际关系很和谐，生活安逸而快乐。
飞机落地第一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办入关手续时，两个海关人员完全没有“国门卫士”的威严，倒像是两个嘻嘻哈哈的大男孩，一脸阳光地和我们打招呼，居然还会用中文问一句“你好”！欧游结束时出海关仍走阿姆斯特丹，海关男孩仍是一脸笑容，导游强调：“出关盖章，日期一定要清楚，否则到中国这边就麻烦了。”她还特意向左边那个海关男孩叮嘱了一番。我排在右边那一队，轮到我时，俺赶紧对我这边的海关男孩说：“We are a group, please——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请你”——后面的话不会说了，只好做一个用力盖章的手势，那海关小伙子拿起印章先在自己脑门上比划了一下，大约表示盖在脑门上最清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给我用力地钤了章。出入海关的经历让我感觉很愉快。
罗马郊外四星级的HOTEL PRESIDENT旅馆大堂
酒店里，我们大约是起得最早的一拨客人，如果在走廊与欧洲人相遇，他们都会报以微笑，或是招呼一声“Morning”，意思是“早上好”，只不过把“Good morning”的Good 省去，相当于我们熟人见面时说一声“早啊”，感觉很亲切。
在景点观览时，完全不用发愁没人给你照相，随便找一个从身边路过的欧洲人，说一声“Excuse me，Please ,Camera ok ?”尽管不是规范的英语，但意思人家都懂，立即说“Ok”，然后满脸笑容地接过相机为你照相，而且还会主动担任导演，帮你选择背景、设计角度，拍上好几张。甚至连“Excuse me——劳驾”都可以省略，只说“Please ,Camera ok ?”，结果是一样滴。
欧洲人工作起来效率很高，晚上酒店一般只有一个人值班，既负责前台接应，又负责房间管理，早晨起来有时换另一个人，即负责前台又负责早餐，好在面包奶酪都是冷食，热饮由咖啡机提供。
我们来到茵斯布鲁克入住时，酒店一片漆黑，但大门是开着的。我们摸黑走进来，大喊大叫了一番，还是不见人影。预定好的旅馆怎么没人呢？导游说：预定房间的事是由公司总部负责的，所以现在只能先等一下。团队中人四处查看，终于在总台后面找到被拉下来的电闸，合闸以后，大堂亮了，各处看看，每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房间宽大而舒适，让我们对这个酒店充满期待。
又等了一会儿，酒店主人回来了，是个快乐的小帅哥，欧洲做酒店这一行的帅哥还真不少。原来他去吃晚饭了，手里还拿着一个装批萨饼的空纸盒。这里真的是夜不闭户，出去吃饭，整个酒店就四敞大开着。然而他告诉导游：酒店总共只有三十个房间，有些已经订出去了，所以让我们住到向山下方向走一百米的另一栋酒店，也是他家开的，设施完全相同。导游开始不同意，因为司机的车反光镜坏了，明天要换车，所以已经把车开走了，而步行道上全是积雪。小帅哥反复说：“只有一百米！只有一百米！”于是我们拉上行李，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走过去。这一晚，俺睡上了欧游中最舒适、最豪华的四床套间，也感受到茵斯布鲁克的淳朴民风。
感受最深的一天是3月24日星期六的下午，很多团友都去看阿尔卑斯雪山了，我们少数几个人在瑞士琉森湖畔消磨时光。蓝天、白云、雪山、廊桥、碧水、天鹅，置身其间，感觉无比地享受。沿湖步道旁是坐满了当地人的露天酒廊，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当地人喝着红酒、啤酒、饮料，也有人点了鱼类、肉类、或沙律类的菜肴，人头攒动的场面仿佛是正午开餐，然而餐桌旁人们的神态却比正式午餐带着更多的消闲与慵懒，浅斟细酌，悠闲地享受着星期六的下午时光，以致让我们想厕身其间都找不到合适的座位。瑞士人的生活真幸福、真悠闲啊！没有噪音、没有污染，没有看着生气、听着堵心的社会化、制度化、纵深化腐败，不用担心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毒牛奶、毒空气、还有毒胶囊，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太让人羡慕了！“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样过一个下午，远比花85欧元上阿尔卑斯山要强。
茵斯布鲁克街头小超市里，250克一颗封着蜡衣的奶酪，售价2.19欧元；阿姆斯特丹大超市里，1000克桶装“牛栏奶粉”，售价12.2欧元；瑞士加油站便利店里，1.75升一瓶的加气橘子水1.8欧元；阿姆斯特丹钻石专卖店里，58个切面、1克拉的南非裸钻，退税后合人民币一万元。欧洲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月工资2000欧元，以我们欧游时1比8.3的比例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6600元，然而欧洲人在很多方面却以低于中国物价绝对值的标准，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衣食足然后知礼仪”，在这样一种安逸富足的生存状态中，要想让人不和谐，那是很困难滴。
荷兰阿姆斯特丹郊外，湖滨旅馆附近小镇餐馆的菜单，看不懂是什么菜，但每个菜大约都是几个欧元。很想品尝一下，可惜时候不对，餐馆没有开门，隔着玻璃拍下来的，不是很清楚。
三、欧洲的自然条件并不比中国优越
此番欧游才明白，欧洲很多地方的自然条件原本是很恶劣的，比如荷兰，国土面积总共只有四万一千多平方公里，而且原来就是一片海涂，是先造水坝，又造风车，靠风车把水坝里的水抽干，填海造地才建起了港口与城市，所以荷兰的很多地名都带着一个“丹”字，诸如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沃伦丹、马德罗丹，“丹”在荷兰语里就是水坝的意思，连阿姆斯特丹城市中心广场都叫作“水坝广场”，而荷兰则被称为“风车之国”、“水坝之国”。至17世纪初期发展为航海和贸易强国，红毛人的强大武装商船队已然开到了中国的台湾。在“坚持不懈”的国家精神支持下——“Je Maintiendrai”是威廉亲王写在国徽上的誓言——，荷兰成为世界主要造船国家和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畜牧业仅次于丹麦。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电子、钢铁、印刷、钻石加工等现代工业也非常发达，有1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还有六家跨国公司，其中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是世界级的能源巨头。全国共有1．1亿平方米的温室用于种植鲜花和蔬菜，因而享有“欧洲花园”和“郁金香之国”的美称，并以花卉产业和风光旅游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阿姆斯特丹小孩堤防风车群
再如瑞士，国土面积也只有四万一千多平方公里，而且多是崎岖的山地，冬季非常寒冷。又曾受到临近强大民族的侵略，生活环境非常艰难，所以瑞士男子才会输出到其他国家去做雇佣兵。然而他们变劣势为优势，保护生态环境、开发旅游资源，发展钟表制造等手工业，又建立起强大的金融业和现代工业，终于赢得“欧洲水塔”、“欧洲乐园”、“世界公园”、“钟表王国”、“金融之国 ”的美誉。
瑞士琉森湖畔下榻旅馆外的湖光山色
纽约时报《2012世界年鉴》将国家与地区的人均GDP 分为六级，以美元为单位，表示为：
A级4万以上 B级3万以上 C级2万以上 D级1万以上 E级5千以上 F级5千以下
其中荷兰、瑞士都是A 级，荷兰人均GDP 40300美元；瑞士42600美元；曾号称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如今属于“西方七国”，是 B级，人均GDP34000美元；亚洲被评为A级的有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人均62100美元，香港人均45000美元；台湾是B级，人均35700美元；中国大陆是E级，7600美元。就在这“人均”的7600美元里，还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吃不起肉的人群大大存在，时会有媒体号召群众献出爱心，救助弱势群体，捐资救命、捐资助学、捐资扶贫。以荷兰、瑞士那样国土狭小、环境恶劣的蕞尔小国都能发展成A级，俺们风光秀丽、地大物博的天朝怎么就会等而下、下、下、下之呢？中国人不是创不出A级来啊，新加坡、香港不是好例证吗？
行走在欧洲大地，眼中风景虽不似中国的山川那般雄奇壮丽、富于变化，但总是感到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绝对没有卫生死角，没有尘土飞扬，没有私搭乱建，每一处都像刚刚清洗过那般靓丽。在荷兰、在德国、在奥地利，自来水不仅可以直接饮用，那品质，完全就是矿泉水，清冽甘甜。——唯有意大利的自来水品质差些。在法国、在瑞士、在荷兰，天空纯净到可以看清飞机驶过的每一条航迹，若不身临其境，绝对不可想象。
荷兰天空的航迹
在游览过的城市中，唯有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最有现代城市的气息，其他城市都带着中世纪古堡的味道，鲜有高楼大厦，我很喜欢那种味道，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文化传统的尊重。最最意味深长的是，走到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广场上高高树立着一个左手持天平、右手执利剑的公平正义女神像，正面对着市政大楼的窗口；走到德国的慕尼黑，市政广场上也高高地树立着公平正义神像，这回是男神执利剑、女神持天平，仍然直面着市政大楼的窗口，这神像明确地延续了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让执政者明白：头上三尺有神明，头上三尺还有天平和利剑。而且恐怕没有哪个执政者会因为芒刺在背、因为坏了风水而胆敢把神像移走或毁掉。
德国慕尼黑市政广场公平正义双神像及木偶钟
欧洲的城市很安静，晚上餐馆很早就会打烊，周日商店全部歇业，他们注重的是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不像俺们的城市，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加灯红酒绿，原以为那就是资本主义，看过真的资本主义才知道，那叫穷人乍富，纯粹的暴发户心态。而且还伴随着“楼倒倒”、“楼歪歪”、“楼脆脆”的贪腐黑幕，住在这样的高楼大厦里，还不够让人提心吊胆的呢，俺情愿这样的楼一幢也别建。人家是像保护眼睛似地呵护着他们的自然环境，不像俺们这疙瘩，挖掘着子孙后代的能源、消耗着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去生造那似是而非的“狗的屁”。
荷兰最后一晚所住旅馆外的风景
周有光先生在他的106岁自选集《静思录》（人文社2012.1.）中说得好：
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它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发展了近代繁荣：新经济、新科技、新福利、新社会。先进国家无不尊奉民主制度。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是一条政权演进的路线，全世界的国家都在这条路线上竞赛。（74~75页）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封建为体、科技为用，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五四运动’有鉴于此，提出了新的西化丹方，就是，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客座教授携手同来。可是‘赛先生’受到欢迎而水土不服，‘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被摒于门外。这个问题在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没有推到以前是无法解决的。（88~89页）
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61页）
——俺们费劲拔力地参加了WTO，算是走进世界了，所以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博客链接：
欧游日录（上）——荷、德、奥、意、梵
欧游日录（下）——瑞、法、比、荷
欧游诗录
前曾說及北京花事，有些朋友頗感興趣，來問花史。我近日甚忙，正在台灣嫁女兒，故僅能略述一二關鍵處：
詩家比興，多用草木鳥獸蟲魚。故孔子說讀詩可以幫助人多識草木鳥獸蟲魚之名。爲何他老先生只說草木，不說花呢？
花當然也屬於草木之一部分，然而後世論及草木，恐怕更多想到的是花。口語上說花花草草，花都在草之前。古代却不然，所以明謝肇淛《五雜俎》說：「古人於花卉，似不著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芣苢、卷耳、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間一及之。至如梅、桂，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不及其清香也」。
是的，《詩經》所咏，如荇菜、茆、蘋、藻、唐、蕭、藍、綠、芣苢、卷耳、薇、蕨、葑、菲、莫、桑、蒹葭、杷、芹、椒等，均就其枝幹葉果說，甚少談到花。僅有的，不過「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而已。梅、李、木瓜，講的還都是它的果實。即使是「贈之以芍藥」（鄭風·溱洧）的芍藥，也非類似牡丹那種，而是名爲辛夷的藥用植物。與《楚辭》說要「餐秋菊之落英」相似，重在它的食用價值，而非審美情趣。
《楚辭》無疑比《詩經》有更多的賞花態度。如《九歌·東皇太一》云：「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湘君>說：「採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大司命>講：「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山鬼>又道：「折芳馨兮遺所思」，都是折花採花贈人的。乃漢代古詩十九首：「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之先聲，對後世影響深遠。
但若細看，你就會發現<天問><九章><遠游><離騷>諸篇和<九歌>幷不一樣，雖或也談及草木，卻極少甚至根本沒談到花，採花贈人之事亦未發生。
如<九章>裏就只有專門篇章<頌橘>而無專門賞花的。其他如<惜誦>說：「檮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指的還是吃草木。<涉江>說：「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思美人>說：「摩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扁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今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濯足」；<悲回風>說：「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講的全是香草，僅一處講涉江採芙蓉，也還是因「憚搴裳而濯足」而沒採成。
<天問><遠游><卜居><漁父>則未涉及草木，遑論花卉。言草木最多的是<離騷>。其中自謂:「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芷……余既茲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度蘅與芳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持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伫。……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長吁短嘆，翻來覆去，美人香草，連篇累牘，是從前沒見過的。
但它主要是講香草而非鮮花。香草可用來佩戴或食用。說到花的只有一處，說要趁花還沒落下，採來送給女郎。不過跟<思美人>一樣，終究沒送成。整個論述中，顯然尚無賞花、戴花、插花之舉。
所以相較之下，《九歌》實在甚為特殊，與其他篇都不一樣。
<九歌>的來歷，本來就有許多推測，一般認爲它未必出於所謂屈原之手，可能是秦漢求仙博士所爲。總之，從花草意識上判斷，似乎它也確實有近於漢人而遠於戰國之迹象。
依考古材料看，目前所知最早的簪花形象，也僅止於西漢。洛陽八里台出土兩漢彩繪人物磚，上面有簪花三女；成都羊子山西漢墓出土女陶俑，髮髻上也插著一朵菊花，邊上還有好幾朵小花。東漢這類東西就更多了，甚至有戴花環的。崔實《四民月令》說：「京師立秋，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皆剪成花樣戴之，形制不一」，確乎不假。到晋朝，嵇含寫《南方草木狀》就說：「凡草木之花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花竟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花也」。四季簪花，至此久成風俗矣！
也就是說：早期對草木，其意識是混而未分的。對草木的花、枝、葉、果、草，一體重視，幷不特別重視花之觀賞價值。因此，與後世相較，對草木反而顯得有更多的關注；對食用、藥用之價值與鼻子的感覺，也與後世特重眼睛審美者不同。
重視花，始於漢代，其後又不斷地受到強化。因為開始以簪花飾花爲美，風氣起於漢，而開始以花供神，則是佛教的影響。
中國的祭祀都須要有犧牲，因爲祭字本身就是一雙手持肉奉神之形，以肉祭神之後，與祭者大家分食祭肉方能成禮。平民不能祭，只能薦。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搭配韭的是蛋，麥用魚，黍用豚，稻以雁，沒有人用花做供品的。
可是佛教卻以花爲最重要之供品，《妙法蓮花經·法師品》說：「花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十種供品中，花巍然居首，何以故？《阿含經》卷八十<佛爲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解釋道：「若有衆生奉施香花，得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者處世淨妙如花；二者身無臭穢；三者福香戒香，遍諸方所；四者，隨所生處，鼻根不壞；五者，超勝世間，爲衆歸仰；六者，身常清淨香潔；七者，愛樂正法，受持讀誦；八者，具大福報；九者，命終生天；十者，速證涅槃。是各奉施香花得十種功德」。
以花供佛，僅是佛教對於花的重視與使用之一端，其他還有「天女散花」「拈花微笑」「一花一世界」等各種說法及故事。佛法本身也被形容爲花。故善於說法的，會被形容爲是：舌燦蓮花；佛法深妙之經典，會被命名爲《妙法蓮花經》。凡此等等，自然大大推動了漢魏南北朝期間社會上對花的喜好，花也由整個草木之思中突顯出來，獲得了更多的關注。
對花草之食用藥用功能之重視，則由漢代開始，逐漸歸入「本草學」中，爲醫學之中堅。詩人雖仍然讀《詩經》《楚辭》，但對那裏面類種繁多的草與木，漸漸就已不能辨知了。注疏家若要考證，除了由訓詁書及字書中去爬梳之外，主要即須取資於這些本草書。如《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等。日本茅原定《詩經名物集成》凡例明言：「名物正辯，必歸諸本草之書。自炎皇及漢梁唐宋，下迨明末，纂述群氏舊矣。第其中《綱目》爲精備」，即指此言。茅原定自己的書就取證了《證類本草》及各種醫學資料。
而詩家取象或賦咏草木卻越來越簡略，多僅是泛說概說。如謝翺曾作《楚辭芳草譜》，可是唐宋詩詞中說芳草，大抵就只是「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萋萋芳草憶王孫，柳外樓高空斷魂」「芳草長堤，隱隱竹歌處處隨」之類。芳草沒有「芳」意，所取只在其春草碧色而已，淡化了它的香氣。而草，除了一個描述字「芳」以外，到底是什麽草，詞人亦皆不遑細究微觀，僅是平蕪一望或長堤遠眺，看見了一堆綠草罷了。
這跟《詩經》《楚辭》不是差別太大了嗎？《詩經》寫到的荇菜、葛、卷耳、藟、芣苡、蔞、蘩、葑、苓、茨、唐、蝱、菼、葦、蓷、蕭、游龍、茹藘、蕳、蕒、蘞、苦、蕎、紵、菅、鷊、萇楚、稂、蓍、葽、壺、重、穋、苴、果蠃、臺、蒿、萊、莪、芑、蓫、葍、莞、蔚、綠、藍、荏菽、秬秠等草，後世不是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啥，就是放棄了不寫。某些草，如游龍、蝱、鷊，你可能還以爲是動物呢！
香的問題也很有趣。《詩經》《楚辭》講到草，一是細究微觀，故種類多；二是可食可佩可用，較有實用性；三是食用和佩用之原因，部分是由於那些草有芳香之氣。但後世談到草，除了蘭蕙等少數外，大抵已把芳草之芳虛化，芳草猶云好草。如人失戀了，別人就會安慰他說：「天涯何處無芳草」。
這是什麽緣故？我認爲這是因香草之香已分化獨立，在草之外另成大邦。
讓我引一段資料來說明。
宋陳敬《新纂香譜》，熊朋來序說：「詩書言香，不過黍稷蕭脂，故香之字從黍作甘。古者除黍稷之外，可焫者蕭、可佩者蘭、可鬯者鬱，名爲香草無幾，此時無譜可作。《楚辭》所録，名物漸多，猶未取於遐裔也」。講明了古代香草的種類和後代比起來顯得少，爲什麽？因未能廣取於「遐裔」之故。
遐裔就是遠方。秦漢以降，中國人用香，基本上都用距離中原遙遠的海南、東南亞，甚至印度、波斯、安息香料。因此熊朋來頗惜《詩經》《楚辭》所言香草太過簡略，不及後世繁奢。
陳敬自己講得更清楚：「《香品舉要》云：『香最多品類出交、廣、崖州及海南諸國』。然秦漢以前未聞，惟稱蘭蕙椒桂而已。至漢武奢廣，尚書郎奏事者始有含鶏舌香，其他皆未聞。迨晋武時，外國貢異香始此。及隋，除夜火山燒沉香、甲煎不計數，海南諸品畢至矣。唐明皇君臣多有沈、檀、腦、麝爲亭閣，何多也！後周顯德間，昆明國又獻薔薇水矣。昔所未有，今皆有焉」。
中國古代的香料，只是蘭、蕙、花椒、桂、芷、艾蒿、薄荷、蒜、薑、韭、薤等，與食用、醫用混之。漢代以後由南海乃至波斯傳來的香料，卻只做香用，不做食用醫用，屬於舶來奢侈品。香氣比早期那些香草更濃更烈，技術也由天然而漸「假人力而煎和成」。像甲煎，李商隱詩：「沈香甲煎爲庭燎，玉液瓊蘇作壽杯」，就是「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臘製成」的。至於薔薇水，則是用蒸餾法提煉出來的香水，所以灑在人的衣袂上可以經十數日不歇。
此種用香之法，起於漢代，也可說是另開了一個傳統，故與《詩經》《楚辭》頗不相同。古之香草，其馨香之屬性已漸不重要，無怪乎爾後談草者罕言其香，凡說熏香、煎香、燒香、盤香、爐香、擣香、分香，均與草無甚關係啦。
转赴高雄。又为补记。
本想打出租去高铁台南站，但出租司机说不合算。建议我少花300新台币去台南火车站，坐台铁纵贯线到高雄。尽管拉着大箱子，还是听从了厚道的司机的建议。到台南火车站买票，一看面值吓了我一跳，竟然只要68元台币。从台南到高雄，停了好几个站，乘客都是当地人，沿途都是在地风光。没有高铁快捷，但比高铁更台湾。这一趟算是超值了。离开台南，在台铁台南月台，应该是我离“古早”的台湾最近、也最伤感的时刻。
高雄车站。安静得令人吃惊。似乎有一种坚持的沉默，在这热浪袭人的午后。
高雄自立一路。私家车占了骑楼下的通道，不知老板们怎么做生意。
明圣宫白龙庵，跟许多宗教建筑一样，自然而然地坐落在商店与民居之间。
“好人好事”不仅仅是大陆的表彰性词汇，也是高雄市明圣宫常务董事获得的荣誉。
看不懂这个小店门面前的这一面旗子。原住民服饰，美国老板。
累了。在路边小店吃一碗“古早牛肉面”，喝一杯“冬瓜爱玉”。就着凉凉的微风，很是美好。
高雄光荣国小前的广告。升学竞争不小啊。
高雄市电影馆。里面的活动、放映及相关产品开发都很有创意。电影在南台湾，一样期待精彩。
高雄电影馆里的我的一本书。我自己都很少见到的。
高雄电影馆里的我老婆的一本译著，我和老婆都没有想到的。
在高雄电影馆看南台湾台语电影《盐田区长》，感觉很独特。
在高雄电影馆看李行导演的国语/台语影片《两相好》，对60年代台湾电影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白天阳光下的高雄爱河。
夜幕下的高雄大桥附近路标。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名的景点啊。
黄金爱河之啤酒吧，流浪歌手忧伤的演唱。
高雄港，以前只在电影中凝视。
从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十二项主要任务，到4月25日浙江省已通过方案实施细则，具有全国导航性质的温州金改近一个月以来备受关注。就该项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近日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微博)进行了专访。曹凤岐认为，作为一次重要试水之举，温州金改对中国金融改革和民间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提利率市场化也是进步
NBD：请问您对温州金改方案有何评价？在十二项主要任务中，您认为哪几项的分量最重？
曹凤岐：此方案最大的突破就是从政策上承认了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和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过去，民间金融受到太多的打击，但这并没有阻止其发展，而是导致了地下化。
近年来，由于缺乏正规的融资渠道，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现象相继出现。中小微企业有时不得不求助于年利率30%至300%的高利贷，资金链一旦断裂，就可能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在政府将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进步。
NBD：利率市场化试点在方案中没有被提及，您认为是出于什么原因？
曹凤岐：我认为没有列进去比列进去更好，因为这并不意味利率没有市场化。我们现在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中，若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将被定性为高利贷。此次未对民间资金的利率进行限制，也是一种进步。在目前资金短缺、资金成本高、风险又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很难不成为“高利贷”。
怎样才能真正消除高利贷？只有在利率真正市场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当所有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放开，资金供求达到平衡时，利率才有可能下降。在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不够并且存在一定程度垄断的情况下，要想让民间金融实现“低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方案中并非缺失，而是没有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限制，民间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制定利率。
小贷公司不一定非要转制
NBD：您怎么看待金融改革涉及的风险？
曹凤岐：金融风险可以通过监管来控制。比如现在深圳，无论个人贷款还是机构贷款，都在中介进行登记，由中介联系双方供求，相当于委托贷款和委托存款，这样就可以防范放贷的风险，并且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范畴内。
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存在于小贷公司变身为村镇银行。这样成立的村镇银行在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向公众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但是出于风险考虑，很少有公众愿意把钱存到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应当有大的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参与甚至控股，银行派其内部的管理人员参与村镇银行管理，这样村镇银行才能有资金来源和信誉度。
我个人认为，小贷公司就是小贷公司，没必要转变。它是对特定人群的小规模贷款，其自身的资本也是小规模的，而且大量的小微企业需要这样的小贷公司，而不是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不能只想着越做越大。
NBD：温州金改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第七项提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您觉得温州民营股权场外交易市场将面临哪些挑战？
曹凤岐：产权交易、产权证券化应当受到鼓励，这对企业的并购、重组是有好处的。现在的挑战在于如何规范化，如今很多人都盯着所谓的“新三板”，实际上新三板不是发行市场，而是直接交易市场，所以说它不具备发行功能，有发行功能的是场外交易市场，现在也都在做、都在考虑。
NBD：温州金改的第八项任务中，明确了推动温州地区小微企业债券发行的规定。这是否会对小微企业融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曹凤岐：如果小微企业债券发行的门槛定得太高，很多企业则达不到要求；如果门槛太低，风险又很大，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慎重。垃圾债券基本上和股票的风险差不多，其他债券都是固定收益，需要还本付息的，而这种债券是高收益、高风险的，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缺乏很好的评级机构，发行中小企业债券，只有不怕风险的人才敢买。中国的正规债券市场还没有发展好，就要开始发行非正规债券，我对这个问题持谨慎态度。
（来源 ：2012年05月02日 01:35 《每日经济新闻》，张寒 每经记者 田文会 发自北京）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昨天在中南大学接受“杰出校友”颁奖，这对于我还是很有意义的。三十六年前我在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毕业，两年之后，在1978年便考取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北大哲学系，从工科转到了文科。因此对于大学母校，总觉得有一种“背离”了专业的惭愧。在我毕业多年之后，母校颁发给我这个荣誉，对我走向跨学科发展予以肯定，使我终于可以以平常心面对母校、走回母校了。
这次领奖之行，另有一项重要收获。我在《文化中南》第一期上读到《民主楼、和平楼的故事》，其中说：
“坐落在中南大学校本部升华广场旁边“民主楼”、“和平楼”，大家并不陌生，每天许多师生上课都从她的门前经过。从外表看上去已十分破旧的古楼，人们也许会因为她的破旧而忽视她的存在。但就是这幢古楼，曾经与清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缘，还曾经是湖南大学的校舍，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变迁和盛衰故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加紧进攻我国华北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原国立清华大学考虑撤离北京，南迁办学，并准备将农学院办在长沙。当时从学校的财政拨款中抽出一部分基建费，选址于湖南长沙岳麓山南麓的左家垅，，建造了两栋教学楼（即“民主楼”、“和平楼”）和两栋学生宿舍（尚存一栋，即现在的学生一舍）。……
抗战胜利后，长沙的清华校友对和平楼进行修缮和改造，成立了清华中学。民主楼则由湖南大学改造成新生院。……1952年高等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首批院系调整，确定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的地质、矿冶系组建成中南矿冶学院，并派清华大学秘书长陈新民教授出任第一任院长，定址于长沙市岳麓山南麓的左家垅。历尽沧桑的两栋教学楼及学生宿舍移交给中南矿冶学院使用。首批到达学校的师生员工日以继夜地工作，对原有楼房进行了大修，并将两栋教学楼分别命名为“民主楼”、“和平楼”。
中南矿冶学院与清华的这段密切的渊源，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以前看冯友兰先生《三松堂自序》，其中说：“北京不守，本来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应变的计划，清华早已有了准备，几年之前，已经着手在长沙设立分校，并动工在长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图书馆的图书已经陆续运到长沙，已经决定在新校舍建成后，把几个研究所先行搬去。”但不知道清华在岳麓山建设的校舍就在左家垅。
原来中南矿冶学院的校址即是抗战前清华南迁建设的筹备农学院校址，抗战后清华校友将这里建设的教学楼改为清华中学，解放后院系调整组建中南矿冶学院又是以清华校舍为基础，由清华秘书长来出任第一任院长。中南矿冶学院与清华大学的渊源关系实在很深。中南矿冶学院1985年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2000年与湘雅医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中南大学校本部即在原中南工业大学。所以正如文章所说，今天的中南大学和清华之间有着一段无法割断的情缘。这是我此次长沙之行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要知道，1973-1976年我在中南矿冶学院时，学校的学生宿舍已有一至八舍，而我就是住在学生一舍，也就是清华所盖的两栋学生宿舍之一；一舍的斜对面就是民主楼，而民主楼是我们从一舍到图书馆的必经之路。原来我和清华的关系，可以上推到近四十年前我在矿冶学院的时代！（当然，就我的家庭而言，与北大的渊源更深，不过就不能在这里细说了。）
2012/4/30
24号去了趟德国，非常苦逼，哪儿也没去玩成：飞到法兰克福，坐火车到汉诺威，跟那儿一直耗了三天，27号火车返回法兰克福，然后当晚的飞机28号滚回了帝都。完全是去给某衙门当义工去了——汉诺威工博会今年中国是主宾国，所以给中国在工博会馆里整了个文化空间，所以，我这个和“工”字半毛钱关系都木有的文科屌丝就万年酱油般地出现在那儿了。<br><br>这一趟几乎乏善可陈。倒是有几件有趣的事情：<br><br>1）鄙国人民真的是舍得在欧洲撒银子。有朋友在汉诺威最好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的餐厅请我们吃饭，据说就是前几天铁乳总理默克尔请宝宝吃饭的地方。一进去我就发现酒店里面住的几乎清一色地全是中国来参加工博会的人。请客的朋友很豪情地问餐厅的领班要了几瓶酒单上最贵的酒，领班很无奈地表示：自从中国代表团进驻了以后，最贵的和次贵的酒全都被消灭光了。领班还指了指酒店斜对面的爱马仕专卖店说：自从中国代表团来了以后，那家爱马仕里面就只有中国顾客了，货都快被扫光了。领班后来也表示，他很喜欢为酒店里住的中国客人服务，因为他们就算只吃了400欧的饭也会给100欧的小费，这几天他赚大了。当他用满含期待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的目光自动生成了一句德语：我是屌丝，不要看我。<br><br>2）与中国人都扎堆在五星级酒店相映成趣的是，我住的那个四星级酒店里乌泱乌泱地全是巴西人！都是伤不起的金砖国家啊。。。26号傍晚我回来得比较早，在我住的那一层楼的休息厅里看见一群巴西南大河州的Gaúcho们在喝马黛茶！我忍不住想去喝几口，就亮出了我的那口二逼巴葡跟他们搭讪上了。结果这帮南大河的土哥们儿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欧洲的，同伴们嫌丫们不会说英语德语不上道拿不出手，就不带他们出去社交，把丫们撂在酒店里自个儿吸马黛茶玩。我瞬间义薄云天起来，领着这帮土哥们儿上本来就不大的汉诺威溜达了一圈，带他们买巧克力吃冰淇淋啥的，颇有土哥们儿一家亲的赶脚。我还带丫们去了汉诺威那个可怜兮兮的mini red-light district小逛了一下。那地方远不能和性都阿姆斯特丹相比，不是橱窗或金鱼缸范儿的，就几栋美其名曰Eros的小破楼，里面从业人员的工作方式跟香港一楼一差不多。巴西土哥们儿们在一栋号称专营latin girls的Eros里面看见了好几个老乡，都丑得跟恐怖片似的，于是纷纷感叹欧洲人口味奇特。欧洲经济还真是不紧气，Eros里面的工博会期间标准报价是oral+vaginal=25欧，oral+vaginal+anal=45欧，据说比以前跌了很多。<br><br>3）工博会上的文化活动，理所当然地不会有什么人来。但就是这样，我居然还神奇地见到了一枚从法兰克福赶来相认的豆友。万能的豆瓣！<br><br>4）由于事先知道这是一趟仓促的义工之旅，所以干脆连相机都没带。结果27号那天我从汉诺威逃跑得比较早，一个人坐火车到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时候，发现时间还来得及到城里腿一圈。于是我就把行李寄存在了中央车站，准备腿完回来再换乘去法兰克福机场的火车。tourist center 的地图居然还要0.5欧！身为屌丝的我愤然从地上捡了一张烂地图，就这么出了火车站沿着凯撒大街一直腿，没多远就到了被“攻占法兰克福”的帐篷包围的欧洲央行，再没多远就腿到了歌德故居，又没多远就走进了传说中的罗马广场，最后一直腿到美茵河边上。我这才明白，和帝都魔都之类的怪胎城市不一样，好多欧洲城市都是小得可以腿来腿去的。。<br><br>5）去的国航飞机上，看了三谷幸喜的《了不起的亡灵》，好开心！！！<br><br>以下为手机渣摄影<br>-----------<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汉诺威市中心，大白天都没什么人。不是很漂亮，但干干净净的很舒服。"/></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汉诺威市中心，大白天都没什么人。不是很漂亮，但干干净净的很舒服。</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汉诺威火车站"/></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汉诺威火车站</div></td></tr></table></div><br>这个要说一下。汉诺威火车站在维修，为了不影响美观，就立起了一面仿真画。中国有些时候也会这么做，但德国不一样的是，画上面的时钟没有画指针，是怕被人当成了真的时间。德国人民该有多龟毛啊！<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神秘的数字"/></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神秘的数字</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3.douban.com] alt="原来那数字的意思是。。。"/></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原来那数字的意思是。。。</div></td></tr></table></div><br>以上二图是德国人民龟毛性的另一伟大体现。我在汉诺威的街上老见到建筑物上标得有一些神秘的数字，询问当地人民才知道，那些数字和方位标识是在指示路边井盖的精确位置，怕下雪的时候看不见。<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3.douban.com] alt="汉诺威。歌德的好基友席勒的雕像下，一群大学生在纪念切尔诺贝利。"/></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汉诺威。歌德的好基友席勒的雕像下，一群大学生在纪念切尔诺贝利。</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3.douban.com] alt="酒店里喝马黛茶的巴西乡亲们"/></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酒店里喝马黛茶的巴西乡亲们</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3.douban.com] alt="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硕大的欧元下面就是occupy frankfurt的漫画"/></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硕大的欧元下面就是occupy frankfurt的漫画</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5.douban.com] alt="占领法兰克福的帐篷。Buy less, fuck more！"/></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占领法兰克福的帐篷。Buy less, fuck more！</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法兰克福，席勒的好基友歌德的故居，就在那栋发白的房子里。"/></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法兰克福，席勒的好基友歌德的故居，就在那栋发白的房子里。</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二战中这儿都被毁得差不多了，都是后来重建的。"/></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二战中这儿都被毁得差不多了，都是后来重建的。</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法兰克福旧市政厅"/></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法兰克福旧市政厅</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法兰克福，帝国大教堂"/></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div class="pl" style="text-align:center;">法兰克福，帝国大教堂</div></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1.douban.com] alt=""/></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td></tr></table></div><br><div class="cc"><table><tr><td><img src=" [img3.douban.com] alt=""/></td></tr><tr><td align='center' class="wr pl"></td></tr></table></div>
就股市改革、股市趋势、养老金入市、社会热点以及人生体会接受金融界高级记者蒋超女士的采访整理稿
---股市改革
记者：吕老师你好，现在咱们面临着一个循环，就是新股高价发行，高利润被爆炒，投资者在受损失再高价发行，新股改革也在不断的进行，你认为整个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中最根本的要改什么，根源在哪里呢？
吕随启：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三高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因为一支股票从初始公开发行开始，如果出现三高，就已经没有投资价值了，所以才导致市场过度投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也不仅没有办法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长性，反而在股票向其内在价值回归的时候被深度套牢。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新股发行制度的问题。第二个从事后来讲，要依法监管的问题，主要是这两个。
记者：主要一个是事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一个是事后的依法监管问题。
吕随启：或者也可以再加上第三个，就是应该强化信息披露。
记者：您刚刚强调的信息披露，在4月1号的关于新股发行改革征求意见稿也提到了，要加强信息披露，同时弱化行政审批，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从我们目前的这种机制向注册制转变的，你认为目前我们实行注册制的这种基础，这种可行性强吗？
吕随启：可以说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也有问题。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历史还比较短，法律环境不是很健全，因此证监会在监管的时候面临很大的难度，比如依法监管常常是做不到的。这意味着存在很多违规的内幕交易和虚假的信息披露，监管层常常没有办法去进行真正严厉的处罚，对于违规者来讲它的违规成本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实行注册制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但是注册制应该是个方向，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叫弱化行政监管，强化信息披露，表面上看是向注册制这个方向似乎在迈进，但是实际上仍然只是对现有问题的权宜之计，并没有那么强的制度转变的信号。
记者：也有人说，目前这种监管制导致了上市成为一种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的稀缺性所以导致了发行价格特别高，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吕随启：我不认可这种说法，无论是注册制还是审核制只是一个形式，各有优缺点，哪种制度执行得不好都会出问题，哪种制度执行得好这个市场都是应该运作是有效的。目前所谓的市场存在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制度无法落到实处所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像上市公司造假，机构投资者、主经销商，还有会计师、律师，这些中介机构没有很好地尽到责任，它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推高股价。只要推高股价的内在动因解决不了，无论是在注册制还是审核制下，这个问题都会非常严重。
记者：应该不是注册制和审核制的原因，而且这种利益点一直存在的话发行过高就解决不了？
吕随启：对，这个利益共同体打不破就解决不了。
记者：您认为在下面的新股发行改革过程中，利益共同体的打破需要在哪些制度入手呢？
吕随启：在事前要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尤其是比如说新股发行的审核，发行的方式，定价的方式，询价和报价的约束机制，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要杜绝所谓的人情报价，要实行按照三公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要强调信息披露，对于虚假的信息披露要加大惩罚的力度，这个惩罚的力度不仅仅是一点经济上的处罚，一定要追究它的法律责任。比如能不能让他坐牢，能不能让他倾家荡产，而不是违规交易，非法获利上亿，然后发现付了几百万的公关费用就解决掉了，不能这样。事后一定要由行政的监管依法监管能够相结合，譬如说投资者有没有权利通过法院处理这件事情，不能证监会罚一点就完了。
记者：你提到的就是违约成本过低，导致发行人和保荐人等主体之间这种利益链条，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过度追求超额利润。那么接下来是否要从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
吕随启：没错。
记者：很多人把A股市场和国外市场进行比较，从中国股市的现状来看，应该是市场化更偏重一些，还是必须要实行行政监管？
吕随启：市场化一定是一个方向，否则证券市场就不叫市场了，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市场机制才能够更充分有效的发挥作用。如果弱化市场强化行政干预，这个市场肯定是缺少效率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监管层强调市场化的取向，但是实际上市场的行为是伪市场化的，最终导致市场上很多利益主体的行为都是变形的。
记者：按照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意见稿的有关办法，由主承销商推荐五到十个人经验比较丰富的投资者，让他们参与询价过程，您认为这是一个破解这个高价发行的好办法吗？
吕随启：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原来网下配售与网上申购相结合，机构投资者可以同时参与网下配售和网上申购，普通投资者只能参与网上申购不能参与网下配售。这样造成了机构投资者相对强势拿走了大量筹码，普通投资者筹码很少，机构投资者用它掌握的筹码可以操纵整个市场，包括操纵开盘价。首先，现在我们即使推荐出五至十名普通投资者实际上是也杯水车薪，不可能改变目前的筹码分配格局。表面上似乎兼顾了公平原则，但是实际上是官样文章，其作用在于可以很好的掩饰机构投资者操纵市场的行为。其次，这几个普通投资者由主承销商推荐，那么他们与主承销商之间有没有利益关系，是不是独立的投资者，恐怕很难说清楚。另外，这几个普通投资者按什么标准来选，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总体来看，这种做法虽然好听，但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要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还不如将网下配售与网上申购合并。
记者：意见稿里还有一个观点，对于想要上市融资的公司，如果其平均市盈率高于同行业的25%，或者到时候没有达到它所承诺的利润的话，证监会可能会采取措施，但是有人质疑，既然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却又做一个强制的价格性的约定，这是改革的倒退，您怎么看呢？
吕随启：是不是倒退关键是看价格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说他可以出高价，但是监管层最好不管，形成了这么高的价格就完全归结为纯市场化的供不应求，这就可能存在虚假的伪市场化之嫌。就像长江的一条刀鱼，现在北京卖到四千到八千多元一斤，那是供给严重小于需求，大家又愿意吃这个东西，这个价格是真实供求关系的反映，是正常的市场价格；如果价格被人为炒到如此之高，那就不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股票也是一样的，如果真的是因为市场供求的原因，真实的需求导致了股价上涨，市盈率高一些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虚假的过渡包装、不实的信息披露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强势地位，导致价格并没有反应真实的供求关系，因此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打着市场化的幌子行伪市场化之实，还振振有词地排斥监管层的行政监管，那就非常虚伪了。
记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违规寻租行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进行规避？
吕随启：加大监管的力度，一定要提高违规成本。比如说能不能把一家违规的券商完全驱逐出市场，能不能让它的高管真的去坐牢，能不能让他们对投资者的损失真正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没法规避。目前处理的方式都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加上出了问题以后的寻租行为，常常使监管层没有办法把监管落到实处。
记者：这个改革咱们一直在说，而且也改了很多年，您认为这次改革会给新股发行制度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吗？
吕随启：肯定会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要指望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实质性变化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股票市场运行这么多年，它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且一定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有些问题表面上是证券市场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非市场的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说退市制度，某一个ST类上市公司按道理讲应该退市，但是上市的时候大家千军万马，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驱动，企业上市时候往往都与地方政府行政行为搅和在一起。比如说省长、省委书记或者市长、市委书记带队跑指标，结果是，企业上市会牵涉到当地政府的政绩以及老百姓的就业，从而制约了监管层的有效监管。
记者：这个改革说了这么多年，有很多方法和道理其实也摆在那儿，但是为什么一直还是改革不好呢？根本原因在哪里？
吕随启：找出根本原因并不难，难的是很多原因以及复杂的利益结构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制约了监管的实施与效率。
---股市趋势
记者：接下来还有一些关于股市大趋势的向您请教，您在微博上也提到了股市进入了一个慢牛的趋势，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股市都很不乐观的情况下，您这么确定它进入了慢牛呢？
吕随启：其实这是误读，我并没有说股市是慢牛。前一阵子大家争论股市到底是慢牛还是反弹，我的观点是，整体来看，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政策面、经济的基本面以及市场面等因素都表明市场已经处于底部区域，在这样一个底部区域里，无论是慢牛还是反弹，它的趋势都应该是向上的。换句话说只要能够确定市场趋势应该是向上的，很多股票应该是有投资价值的，投资策略应当顺势而为。
记者：您现在是认为现在是一个入市的时间吗？
吕随启：最近的话情况稍微有点变化，实际上两会召开以后市场上的谣言就比较多了，这些谣言导致投资者的信心不稳，因此最近市场可能回调得也比较多。但是无论从政策面还是基本面来讲，更大幅度的深幅调整应该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现在来看这个判断仍然是成立的。
记者：在采访券商的时候他们认为今年的股市是悲观的，而且认为最高不会超过2600点，您现在已经确市场是一个向上的趋势，至于能到多高或者今年的行业究竟有多乐观，您有没有判断？
吕随启：实际上预测点位的意义并不大，比如说像2008年底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股市最低跌到1664点，那时有人説股市还会跌到800点甚至500点；当年股市涨到6124点的时候，也有人说股市会涨到1万点。这种极端的预测是什么概念？在熊市的时候大家的预期往往会比市场的实际情况更悲观，当牛市来临时大家的判断往往也会作出过度乐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判断成立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市场的实际走势目前徒留笑柄。换句话说，比如说股市跌到2132点时，很多人还看1600，股市涨到2400多点时，很多人很快就要看2500、2600了，现在这几天股市掉头回来结果韩志国又说今年必下2000点。这些人典型的特征都是随风倒，缺少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因此那些判断我认为意义并不大。首先，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比如说整个世界经济在好转，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失业率开始下降，房地产的开工率在提高。美国经济复苏必然给全球经济带来正面影响。其次，美联储的政策取向已经企稳，比如维持低利率不变一直到2014年年底，暂时不会推出QE3，这两个政策企稳意味着为全球实体经济的繁荣和金融的稳定提供了一个基础。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央行现在实行的基本上也是宽松的政策，从而政策面应该没有问题。第三，目前有两个不确定因素，一个是欧债危机，实际上欧元区的问题看上去很严重，但是只要了解欧元区的历史就不会得出欧元区即将崩溃的结论。正如萨科奇所说的，欧元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欧债危机的状况它不可能进一步恶化，充其量只是来回反复的过程，每一次反复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影响，但是一定是涨涨跌跌的这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欧债危机相当于是利空出尽。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伊朗和叙利亚的危机，就像当年的利比亚危机是一样的，它们肯定会对油价的波动、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和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但是不是主导的因素。第四，从国内市场面来看，市场跌到目前的水平，市盈率低于10倍的股票已经很多，这些股票很多都是有投资价值的；第五，从经济基本面来讲，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从10.5%下调到今年的目标7.5%，表面上看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2011年温总理说过一句话，在未来五年内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就算完成任务。换句话说，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我们十二五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主动放慢速度调结构带来的。因此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下滑，所以担心经济硬着陆纯属杞人忧天。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即使速度下滑也是产业结构在升级的结果，经济更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经济增长模式由原来的外生增长转向了内生增长，下一步的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加理性，所以没有必要太悲观。从政策来讲，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房地产调控，从政治上维稳，经济上稳增长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两个政策虽然暂时没有全面宽松，但是没有理由进一步从紧。目前市场的下跌主要是两会结束以后大家可能对政治上是否能够稳定可能有些担忧，投资者过度的信心不足，导致一些资金恐慌性抽逃。
记者：所以刚才您说的宏观方面的因素，政策之类的，奠定了您认为股市未来是向上的趋势。我们股市市盈率更低了，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具备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我国的股市还是一直在跌，美国经济危机之后，我们的股市跌速还是最快的，甚至跌到了十年前。
吕随启：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原因，虽然以上的因素支持中国股票市场上扬，应该有投资价值。但是咱们跟人家相比，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一，全世界现在货币政策除了美联储政策取向不变，其他国家的央行都是货币宽松，中国却是适度偏紧。第二，全球经济都在复苏，中国却在放慢速度调结构。第三，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8%，中国的CPI从6.5%一直抑制下来到今天还有3.6%，接近美国的2倍，下面通胀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因为油价一上涨，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我们进口成本可能又会增加。第四，其他国家的市场都是历史相对较长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相比较而言我们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关于新股发行的改革的一个一个环节所存在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决定了咱们的股价2012年往上涨的空间有限，出现一个大牛市的可能性非常小。
记者：投资者在选择行业股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多的疑惑，我们听到媒体评论有时候说现在该买大蓝筹了，有时候说中小板具有投资价值，有时候又说新兴产业要发展了，很多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选择，可能给你十几个好的放在这儿，投资者多了就没有办法选择了，您觉得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思路选股？
吕随启：还是应该按照股票的内在投资价值做判断。首先，国家十二五战略规划强调的是放慢速度调结构，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怎么调，实际上股市的结构就怎么调。哪些是朝阳行业，比如电子信息、新材料、航空航天、文化创意等产业都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鼓励的行业。其次，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角度来讲，2012年我们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通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很显然股市的机会应该和稳增长关系更大。稳增长主要是靠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一个是减税，一个是增加投资。我们就可以看哪些行业能够得到政府的财政投资的支持，哪些行业能够得到政府减税的优惠，有一个行业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具备，肯定要比其他行业好。再次，从蓝筹股的价值投资来看，对于大蓝筹的概念要界定清楚。未必收益高的就是大蓝筹。比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是不是大蓝筹，很多人认为是，其实不是，它们是伪蓝筹。假设一个行业里有一百支股票，其中的一支股票在这个行业里就是龙头老大，基本面特别好，其他99支都跌，它都有理由一枝独秀，这个才能算真正的大蓝筹。而银行板块则不同，一方面其利润与垄断性暴利有关，另一方面其业绩的可持续性存疑。另外，某只银行类股票没有理由脱离整个板块单独上涨，如果某一个银行股涨导致整个银行板块都涨，而银行股在咱们股市中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股指很快就上三千五或者四千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这个。所以银行股表面上看业绩好、市盈率低是大蓝筹，其实是伪蓝筹，整个板块不具备大面积起动的条件。
记者：所以大蓝筹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要具体深入分析，与我们传统意义中的概念还是有区别的。
吕随启：对，可以这么说。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您对养老金入市怎么看。
吕随启：养老金入市的争论由来已久，从郭树清主席和戴相龙理事长号召养老金入市开始。从理论上来看，养老金属于长线投资。只要把每年支付的养老金津贴留够了，其他的资金都应该买股票或者发放贷款，投资于收益比较高的长期资产，国外一般也是这么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关于养老金入市的提法有理论依据，并不是胡说八道。但是市场并没有读清楚，没有理解其中的潜台词。很多人认为养老金的安全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假设投入到股市里面，一旦出现股市低迷，老百姓的养命钱就没有了，这样的话相当于拿老百姓的养命钱开玩笑。值得强调的是，按照戴相龙和郭树清的水平，他们不至于连养老金的安全性是第一位的都不懂，既然如此，他们的提法必然就隐含了政策调整的信号。作为证监会的掌舵人，对于下面要出什么政策，监管层其实心里比谁都心知肚明。比如像新股制度推行改革，将要推出退市制度，打击内幕交易，郭主席还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事，只是这些措施目前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只要监管层有所作为，其政策取向决定了养老金在这个点位上入市风险相对较低。
记者：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已经增加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500亿美元，是否意味接下来对外资本额度要大幅度的放开呢？
吕随启：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在扩大，市场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市场的深度仍然远远不够。为此证券市场必须强调更大规模的向外开放，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逐渐进入这个市场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市场低迷的时点增加额度，容易被大家过度解读，否则这件事再正常不过。
记者：您认为这种市场开放会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利和弊哪个更多一些？
吕随启：我想还是利大于弊的，首先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次有助于引导市场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理念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智；此外，通过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可能引导证券市场变得更有效率，机构投资者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如果由于这些外资的进入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三高的问题也许可以缓解。
---社会热点
记者：接下来还有几个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想跟您探讨一下，第一个就是您对目前的房价怎么看？
吕随启：目前的房价，按照温总理的说法，还远远没有达到合理的水平。问题在于，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行业，跟其他行业的关联度是很高的，如果房地产调控限购进一步严厉，显然钢铁和建材、水泥等行业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一旦这些行业都出了问题，稳增长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如果不调房地产，房价居高不下政府承诺的解决民生问题就是一句空话，毕竟不能让更多的80后、90后只能去租房结婚。在政府面临两难的情况下，房地产调控限购只能维持现状。这意味着什么现在的房地产的价格，很多人可能还盼着往下跌，但是下跌的空间不会很大。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形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成交量在回升，很多人甚至认为房地产业的小阳春来了，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东西。
记者：我们现在是处在不会升不会降，处在一个比较稳的区间内是吗？
吕随启：对，不会大升大降，有点小降还是可能的。之前实行了这么严厉的调控限购，即使出于惯性也会导致房价跌一点点，但是跌不了很多。
记者：所以对我们有刚需的来讲，如果真的有需求是可以买的，不用盼着大幅度下跌。
吕随启：充其量两个月我估计就应该差不多了，因为什么呢？等一两个月，因为价格反应体现了政策预期，我们认为房价跌到底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到底，我们认为房价到底的时候，往往它已经开始回升了。因此，我们认为房价到底开始回升的判断往往是滞后的。比如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大家可能会提前预期，政治上平稳过渡，房地产调控限购就不会像原来那么严厉。
记者：我看您在微博上也提到，对于国内经济目前的判断就是增速下降、结构调整、通胀谨慎，还有一个词是机理紊乱，紊乱是指什么？
吕随启：机理紊乱就是说咱们现在面临的通胀压力比较大，但是通胀的原因却比较复杂。比如从经济上来看是供小于求的问题，从中国经济的现状来看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外部因素来看的话，是大宗商品价格包括油价在不断上涨的问题，中国的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又过高。从政策面来看，全球都在量化宽松，使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与此同时我们的货币政策想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又不敢过于从紧，就形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
记者：全球经济在下滑，中国应该也在下滑，肯定会出现很多矛盾，您认为这里最突出的矛盾接下来是什么？
吕随启：最突出的矛盾，从外部来看，中国跟其他国家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资源的问题，表面上看类似东海之争、南海之争是领土的问题，其实领土问题存在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一方面资源越来越稀缺，另一方面资源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从而使得资源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就内部而言，是在现有格局下面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想追求更加富裕，没富起来的人想在其他人带动下共同致富，但是发现没有机会，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记者：你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或者克服这些困难吗？
吕随启：我希望中国很快就能迈过这道坎，但是能不能真正的迈过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中国政局能否平稳过渡至关重要，如果政治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经济上面临的问题必然受到制约。
记者：您认为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什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井？
吕随启：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咱们十二五战略规划出台是非常必要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不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恐怕就会丧失战略机遇。所以从目前来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百姓担忧这么大，政府调结构仍然不遗余力，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下滑3个百分点，仍然坚定不移的做这件事情。
记者：一直有一种声音在唱空中国，您对未来中国前景怎么看？
吕随启：唱空中国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这种高成长不可持续，在加上近两年中国宏观经济不景气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个时候自然会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做出悲观的预期。就像股票市场，跌到2132点的时候有人预测还会跌到1600点，刚刚涨到两千四，有人认为很快会涨到两千六。股市到底是熊还是牛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不是中国一唱就空了，而是不管别人怎么唱你是不是真的空了，这很关键。如果我们的宏观经济现在很好，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顺利完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就有动力，那个时候别人再怎么唱也空不了，如果结构调整、通胀压力都解决不好的话，不用人家唱中国也会空。
记者：中国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如果是世界发生经济危机了，他是冲在最前面的，拉动全球经济，但是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或者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您认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怎么样才能更加独立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吕随启：这不是多好说的一个问题。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确实我们率先采用了更大力度的救市措施，这些措施甚至比美国的救市力度还大，表面来看我们是率先复苏了，但是我们也率先过热了。到了今天，面临比较大的通胀压力的时候，回过头来大家就开始检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的时机是否合理的问题。一方面，当年次贷危机本身不是发源于中国而是发源于美国，按道理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跟着美国去匆匆忙忙救市。另一方面，次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像美国那么严重，结果我们的救市力度比美国大，相当于人家比我们病得重，我们吃得药比别人还多，有点杞人忧天了。换句话说我们的政策取向有急功近利的色彩。
---人生体会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从本科一直到博士一直在北大，从念书到教学一直在北大走过来，对北大精神特别有了解或者深入体会的人，前段时间在网上也有一个关于耶鲁大学和北大的宣传片的比较，您也是看到了，首先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另外您认为北大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吕随启：北大精神的话，我想仍然是蔡元培校长提出来的兼容并蓄、思想自由，这是北大精神的精髓。只有有了这样一个精神，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立的人格又比较宽容的学生。
记者：您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问题在哪？
吕随启：教育本身应该是一个公共产品，但是我们却把它当成一个市场化的东西在做，以至于目前在学校里，需要财政资金扶持的一些专业，财政拨款可能往往不够，有些专业可能未必需要政府去扶持，比如说某些商学院，它的资金已经非常多了，政策仍然向它倾斜，导致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一些学科变得相对衰弱，这样做的后果短期内好象看不出来，长期内必然导致整个人文社科的堕落。从我们经济学科来讲，比如说经济史，如果现在再去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你会发现日本的研究甚至超过中国，我们可以让这个学科自生自灭，因为它没有市场需求，也不给它资金的支持，再过几年如果别人问起来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们总不能要求人家去问国外同行吧。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这么快，人均教育经费在全世界是倒数，连非洲的战乱国家都不如。因此我们是嘴上喊着重视教育，实际上骨子里重视不够。
记者：最后您对我们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吕随启：对年轻人来讲，首先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其次
继续台南。
位于台南市官田区的台南艺术大学，尽管远离市区，但山上风景优美，教工住宅宜人。
在台南艺术大学，代表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牛颂主席赠送给音像艺术学院25部中国民族母语电影。
代表北京大学影视戏剧中心赠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优秀作品。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学院井迎瑞院长介绍该院教学研究状况。
参观胶片收藏库。该学院收藏台湾电视公司拍摄的16mm台视新闻影片蔚为壮观。
一个学院有如此收藏，实在令人眼馋。
参观学生修复影片现场。
参观学生修复珍贵文字资料现场。
参观黄仁书房。黄仁先生的收藏确实令人惊叹。
参观学院演播大厅。
在黄玉珊导演的工作室合影，黄导演是台湾优秀的女导演之一。还非常高兴地获得她主编一本书《文学·影像·创意：华语电影独立制片面面观》以及三部她自己导演的电影作品：《插天山之歌》、《浮世光影》与《真情狂爱》。
近一个小时回到台南市内，去访了不得不去的赤嵌楼。这是中国中小学历史课本上一定会出现的三个字。
全美电影院不仅是李安导演电影梦想开始的地方，而且是台南市最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
面对历史人人都能是“事后诸葛亮”，跳出历史局限人人都可以是“伟人”。重要的是，不是清算纠缠过去，而是反省面向未来。反省批判“文革”，是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悲剧；反省批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为立刻纠正还在继续的严重错误。
历史的悖论常常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幡然醒悟”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许多事情包括人口，我们还可以“有所作为”！
资源有限（悲观）和无限（乐观）之争，既是事实之争，也是信仰之争，也因此，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争论。作为个体选择可随意，但是，作为制定大政方针的政府必须“高屋建瓴”地选择“乐观”论，尤其是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否则，为不确定的“有限”而“削足适履”，不仅当今受折磨，而且也将失去未来。
今日坚决主张废除计划生育，鼓吹可以多生，一方面是要让本属于老百姓自身的基本生育权利回归；另一方面，鼓吹多生，不是要追求人口数量，而是为了调整已经严重失衡的人口内部结构。人口自身的长期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最终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
重要的不是谴责“名人富人”拥有超生的“生育特权”，也不是担心“低素质”人口多生会导致所谓的“人口逆淘汰”，而是应该觉悟，要回本属于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自主生育的基本权利。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人群中存在着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差异是自然的，生与不生，生多生少，这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继续台南。上午随中国影协、福建影协、厦门影协等一起参观世界闽南文化大会相关活动。
途径台南市与台南艺术大学联合创建的“电影书院”。古迹、电影与文化、地域的创意结合，十分有意义的一个所在。
跟井迎瑞院长一起在台南“电影书院”的电影教室里当学生。人生一大快事。
在台南开山王庙参观各界郑氏宗亲祭祖仪式。
郑成功前无古人。
台南孔庙，全台首学。台南之历史文化，确实雄冠全台。
蓝天白云下的台南中山国中。
太像明信片了。夜之台南。
照例是在安平港边看露天的闽南语电影。听放映机的声音在耳边流淌，看那些感动华人的电影故事，在台湾历史的发源地辨认一种共通的文化基因。
还是安平港、还是运河，城市的月光音乐会。
苏牧：“电影是一种态度。你会这样拍电影吗？你敢这样拍电影吗？！ ”
——献给第二届北京电影狂欢节
分析：
一、色彩：红色把李康生从所有人中突出出来。（罗拉的红发）
二、速度：李康生的“慢”（不正常），对比所有人的“快”（正常）。亦可以说：李康生的正常，对比所有人的不正常。
三、表演：李康生的0度表演（无表演）。因为李康生的无表演，所有路人都成为了“演员”。
四、吃饭：结尾居然是“吃饭”（“情节点Ⅲ”)
附语：
电影不是一种，电影是一个形态。
好电影亦不是一种。有些电影一百个人看，看一遍。有些电影一个人看，看一百遍。
喜欢蔡导的大悲悯。那是他的态度。
“妹爱哥情重,呢句话喺发噏疯
近年来刑讯逼供开始回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倒退。维护人权需要契机，契机就是事件。没有契机绝难唤起大家的注意，没有众人合成的舆论就不可能制衡专政机构。
谢亚龙事件是契机，而且是绝佳的契机。绝佳正在于他臭名远扬。如果没有名声就引不起大家的关注。那么找个好名声的人不好吗，大家不是更愿意参与吗？不对。各种名声有各种效益，一般而言有好名声就不是最弱者。维权从最弱者开始最有效益。暴政的无法无天可以威胁到刘少奇，但是我们的维权如果从国家主席做起效益最低，因为保护了他不等于可以保护张霖之（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煤炭部长），保护了部长不等于能保护局长和处长，保护了干部不等于能保护普通公民，保护了普通公民不等于能保护涉嫌犯罪者，保护了名声威震的涉嫌犯罪者不等于能保护声名狼藉的涉嫌犯罪者。相反，如果一个声名狼藉的倒霉蛋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其他人就统统安全了。在谢亚龙任期内，中国足球跌至谷底。谢亚龙即便没有经济犯罪，在球迷心中也是遭恨该骂的东西。在狱卒的心中，他是破鼓万人捶的家伙。太好了，维权就要从他做起。你同情谢亚龙吗，参与维权吧。你讨厌谢亚龙吗，参与维权吧。惟其大家都讨厌他，这事才有了非凡的意义。
前天写了下面的文章，没人搭理。今天补充了上面的文字。维权需要你，大家群策群力。
我和谢亚龙素不相识，在他任职期间对其工作多次发文公开批评。但从媒体上获悉他在法庭上表达他遭到刑讯逼供，对他陡然而生敬意，觉得他不是稀泥软蛋，敢同不义抗争。
从情理上判断，我很难想象，一个身陷牢狱之人敢诬告关押审讯他的公安机关。
刑讯逼供近年来大有回潮之势，这是非人道，是反文明，是无视民心舆论，是开历史的倒车。反对刑讯逼供，应该是超越政见、超越阶层、超越种族的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追求。如果我们不能借着一个个“倒霉蛋”提供的契机，推动当代中国走出“中世纪”，下一个遭受刑讯的就可能是我们的亲友，乃至我们自己。笔者呼吁，有共识的公民们一同要求有关部门公正地调查此事。调查机构在身份和构成上应该是超越利益的，即应该由辽宁省公安厅之外法律、公安、纪检部门组成，应吸收社会人士参与，以求调查结果得到社会的信服。
附录（下面是我2008年7月写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我的逻辑和行为轨迹）
奥运会结束日，谢亚龙下课时
谢亚龙必须下课。将中国足球搞得如此混乱的人必须下课。做出一个教练管两支球队的荒诞决策并最终导致冲击世界杯空前惨败的设计者必须下课。不论国奥在奥运会上成绩如何，谢亚龙都必须下课，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世界杯，谢导演了最大的比赛中的最坏结局。
但我们不必同谢亚龙一般见识。他可以在奥运前21天炒掉杜伊，吞吞吐吐最终也没说出所以然。我们不必如此，不要像他一样制造混乱。我虽然不认为他能做什么贡献，但换人本身就费神，现在不是费神的时候。我的呼吁是：奥运结束日，谢某下课时。
最愿意看到的是，国奥队在奥运的作业一结束，谢亚龙就自动谢罪辞职。可以接受的是，国奥队在奥运的作业一结束，总局就令谢亚龙下课。我们暂且忘掉谢某。若奥运结束谢某没下课，再开骂不迟。诸位球迷，我们那时见，那时您可不要健忘。
拍得太眩了，您信吗，画质这么好，音效也不错，竟不是用专业摄录机拍的，用五弟吐照相机拍视频，用爱疯死手机录声音，回国一合成，就真成了。为啥要这样呢，美国有些地方，不让专业摄录机拍摄，比如纽约自由女神像，就只准照相机拍摄。可五弟吐录声音不行，只好用爱疯死录，不错不错，完全符合播出信号标准。
2011年，纽约华裔佳丽的基本赛制是，海选得到40名初赛佳丽，然后进行初赛，得到14名决赛佳丽，经过短期高效的专业培训，依兄弟我的提议，整队来华，与安徽电视台综艺频道组织的14名安徽佳丽，组队对决，实际上，这不是比赛选秀，而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赛式交流，回到纽约，14名佳丽决出年度冠军，参加香港TVB全球华裔佳丽的总决，总冠军将成为TVB的主持人，陈法拉就是如此产生的。
安徽电视台的编导，以赴美拍摄的5天时间为单元，结构了这期节目。
跟着第10届纽约华裔佳丽初赛选手，去纽约州府议会大厦看看吧，非常值得看。
看看俺们怎么说中国电影的![[阳光]](http://img.t.sinajs.cn/t35/style/images/common/face/ext/normal/1a/sunny_org.gif)
//@苏牧的微博
： 《第10放映室》五一假期特别节目“2011票房亿元俱乐部”将分三集的容量对渐渐远去的2011年国内电影票房过亿元的影片进行梳理，播出时间为4月28、29、30日晚间23:55首播，次日下午13:25重播，每集60分钟，欢迎大家收看。
转发(144) | 评论(27)4月28日10:26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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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十放----第十放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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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第10放映室＞获得＂＜新周刊＞2011中国电视榜＂榜外榜之最犀利影视评论节目奖项！图为颁奖现场
【猜猜这些佳丽中谁是王姬的女儿】
这孩子挺有个性，录节目的时候，只有总导演耿小强和俺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她为啥要保密呢，她说啦，如果俺赢了，人家会说是俺娘走了后门，如果俺输了，会给俺娘丢脸，怎么都是不好，所以，俺是俺，跟俺娘没关系。节目播出后，以及香港TVB全球华裔佳丽总决赛结束后，这孩子才不再保密了，而且开始和妈妈共同参加影视活动，她只是不想在比赛阶段透露这些消息，在TVB全球华裔佳丽总决赛中，她没得到任何照顾，也没能得到冠军，却得到最佳上镜奖。
英文饶舌秀，震惊，太快了，啥也没听懂！
兄弟我不禁要问，中文造句真是那么难吗，急死人。
【美人不说话】环节
用身体语言，表达“求求你，别抛弃俺”，太难了，从纽约主持人王莹开始，加了一个下蹲起动作，随后每位美人都强化了这个不重要的动作，尽管根本不重要，但这动作实在太抢眼，最后到了主持人阿进那里，“求求你，别抛弃俺”变成了“俺买错了一瓶洗发水”。
14号海莉玲，尚有一部分中国血统，中国话一般般，西方舞跳得是真好，应该参加英美《与星共舞》或中国内地盗版的《舞林大会》。
这是2011年纽约华裔佳丽第3场交流，因为纽约华裔佳丽，都是在校学生，平素没有多少舞台经验，又是第1次或长大以后第1次来中国，所以多少有些拘谨，经过前2场交流，外加指导调整，大家在第3场录象中爆发了，有点激情四射的意思，特别是泳装秀部分，一扫前2期的羞涩茫然。
唉，看来，没几个人知道“惊艳”的准确含义，“惊艳”是动宾结构，“惊”是主语发出的动作，“艳”是主语发出动作的结果，杨贵妃惊艳，是说杨贵妃长得美，惊了所有艳，不能说猪八戒惊艳，意思是猪八戒对艳很惊奇，艳把八戒惊了！美国华裔搞不清，难道国人也搞不清，急死俺了！
人类失去语言，世界将会怎样，充满更多的讹传？
忽而想到，在咱中国内地，舆论还没充分地痛恨言论管制，却先痛恨上了讹传，把没有主观故意的讹传怒斥为谣言，你们怎么不去怒斥新闻管制呢，原因很简单，欺软怕硬。
一早起床，才有机会好好看看台南。这是会议下榻的酒店。
这是酒店前面的运河。微风拂面，天高水长。
这是与酒店隔运河而望的台南老街。
闹市中的骑楼与神宫，日常生活与民间宗教的力量，跟厦门漳州一脉相承。
楼体大选广告。一种不同于大陆的政治文明。
参加世界闽南文化节开幕式。跟厦门大学陈飞宝教授，福建省影协、厦门市影协领导以及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学院井迎瑞院长合影。
成功大学艺术团同学的表演。
马英九来到会场。这个笑容大陆观众也是很熟悉的。
这是马英九先生离我最近的时刻。是不是在跟我说话就不清楚了。
研讨会开幕前，与台湾资深电影史学家黄仁先生在一起。
著名台语片、武侠片导演郭南宏先生演讲。此前只在书中见过这个名字。
康建民先生的演讲仍是十分了得。
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吴君玉研究员带来的PPT，感叹厦语电影之丰富复杂。还荣幸获赠一本《香港厦语电影访踪》，有得感叹了。
安平港。
傍晚。台南艺大国乐团在安平港边室外演奏。当台湾民谣《思想起》响起的时候，天空中竟飞过一群倦归的大雁。这种感觉，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国乐演奏完毕，天色渐暗。银幕上出现一部1957年的闽南语影片《回来安平港》。
《回来安平港》领衔主演杨丽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明星。
现实中的安平港，电影里的安平港，还有我这个不懂闽南语但念叨了十多年《回来安平港》的来自大陆的台湾电影观察者。
是为补记。
应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学院井迎瑞院长之邀，参加第一届世界闽南文化节“闽南文化影展暨论坛”。
27日一大早离家，赶首都国际机场8:55直飞台北桃园机场的HU7987航班。
台北桃园机场上空。感觉台湾岛真的是个浮在大海中的岛屿。
台北桃园机场看到的。这两位台湾形象代言人，跟看到的和想象的台湾人都不太一样。
下午2:21，坐上从桃园往台南的高铁，沿途的风光十分养眼。“宝岛”二字名不虚传。
台南德记洋行，1979年改为“台湾开拓史料蜡像馆”，是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推荐的“安平老街巡礼”排名第二的旅游景点（第一名为安平树屋）。安平是台湾历史的源头，是台湾人的原乡。台湾之名即源自安平（大员）；安平古堡是台湾第一城；安平老街是台湾第一镇；大员港是台湾第一国际贸易港；德记洋行是台湾第一洋行。此照片为中国影协康建民常务副主席所摄。
文化古都，夜雨绵绵。在台湾学者、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裕峰老师鼓动下，去台南市著名的二轮影院全美戏院看电影。遗憾的是明天才有台湾电影。花了130元新台币，进场一口气看了《地心历险记》和《福尔摩斯2》两部英语片，都是曾经看过的。好在有考察台南影业的借口，竟又不折不扣地看了一遍。
来自台北的从从裁判，夸张模仿杰克孙那段，简直太搞了。
还有一位小妹，貌似巩俐小时候，她叫王丹妮，拉丁舞跳得不错。
做裁判到了第3场节目，已经清楚地发现，北美长大的女孩儿跟内地女孩儿有很大的不同，才艺类型不同，游戏方式不同，泳装秀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前2场录象，纽约佳丽似乎还放不开，没有找到感觉，回宾馆的路上调理了几句，第3场录象顿时爆发，从此进入最佳状态，来自纽约的主持人王莹也一样，前2场录象似乎没找到感觉，甚至不大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该怎么说话，说些啥，化妆的时候点拨两句，上场就变得主动了，不过俺还是觉得，妆化重了，她适合淡妆，总之，域外清爽，已经感觉到了。
吴梦迪，美国东北大学大四学生，兼职做实习精算师，她能舞唱《猫》
那啥，在美国，一位好的精算师，年薪可达160万美金！
主持人阿进，即兴填词套唱的才能，真是了得，只要没人叫停，他能一直唱下去。
在纽约华尔街，买一套两居室，要多少钱！
150万美金？250万美金？350万美金？
你猜得对吗！
人間四月天，某日，將暮，對辦公室幾位小朋友說：「收工吧，帶你們去賞花！」大夥滿面孤疑，隨我驅車到元大都遺址公園，臨水一望，才都大吃一驚。原來此地綿延數里遍植西府海棠，一片香雪，花光繁艷，勝似江南。他們有人在北京居住了數十年也都還不曉得竟然有此花海，不禁怪詫了起來。
我知有此妙處，原是一台灣友人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辦古琴社時介紹的。中山公園本以花勝，每春皆有鬱金香展、梅蘭文化節等，海棠則在來今雨軒及中山先生像北側海棠路，二百餘米花纏枝垂、雲錦燦霞。我在台灣只見過秋海棠一類，伶俜稚弱，絕不能想像它能如此交柯蔽日地開滿樹的花。
而海棠花溪更勝之處在水。臨水之花，綽約多情，又令人醉矣！每年春末，多來此地盤桓，或攜酒，或張琴，坐花下，落花賽雪，藉鋪一地，俛仰歌舞，動靜皆宜。
也曾在此收過一個徒弟。因到了這等情境，人自然就有了詩情，想學詩。我說：「那你就在這裡磕頭罷。」他便跪了下去，俯到一地落花上，深深嗅一花氣。香氣沁心入脾，未來詩就容易作了。
賞海棠，不過是燕京花事之一端。某日搭車，司機說今日堵，不好開。詢之才知城裡玉淵潭有櫻花節，城外香山植物園也是花季，雖還不到「傾城人道看花回」的地步，但其壅堵可以想見。
可是花事之盛，不應該是在江南嗎？北地沙重風寒，焉有如許名花可賞？
這就是一般人印象之誤了。大多數人到北京，亦以遊覽人文歷史遺跡為主，未料到還有花木自然之景可觀。以為花木林園、山水草卉之美，概屬江南。其實不然，此間大有佳趣。
北京的市花是月季和菊花。月季月月開花，菊花僅見於秋天，且不說，單說春天。春天海淀就有百望山山花節、鳳凰嶺杏花節、植物園桃花節、香山山花節等；豐台有花卉大觀園；順義有槐花節；大興有梨花節；平谷有桃花節；延慶有杏花節。光是這些，就看不過來了，更不說城裡各色大小花展啦！
目前這所謂節，當然以辦活動、湊熱鬧為主，不脫村野氣。但因配合春遊踏青，有點野氣，反而多了份生機勃勃的意味，故也還不令人惱。且凡能舉辦什麽節，必是該地之花頗成規模。凡事，「數大便是美」，如平谷之桃，廣達數萬畝，一片花海，紛紅照眼。略一想像，便覺神王，豈可謂其不足觀？
當然，賞花人要看的還不是這村野人賣白菜式的，光要大、要多。賞花是與文化有關的。如海棠花溪，若無一石碑，刻上東坡詩：「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蒙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則意境畢竟不出。
而北京賞花，可玩味者，正在此處。過去張恨水說北京，曾說：「牡丹花開了，到白紙坊崇效寺去看牡丹，這是一件最時髦的事」。牡丹何處不可賞？何以去崇效寺看牡丹獨為世重，不就因它有文化嗎？寺乃唐刹，有棗千餘株，故又名棗花寺。又有智樸禪師青松紅杏圖著名。自王漁洋、紀曉嵐，以迄康有為、梁啟超都題跋過，可見寺中木花極勝，不僅棗林可愛而已。後由山東移植來了綠牡丹、墨牡丹，更是名聞京師，文人題咏無數。民國期間北寧鐵路還為此特闢了賞花專車，接運遊客來看花。
如今寺已廢棄，牡丹移入了中山公園，佛寺賞花就還要尋另幾處。
首選是與崇效寺舊址相距近邇的法源寺。法源寺也是唐剎，相關史事甚多，台灣李敖曾作《北京法源寺》小說，略說一二。寺藏佛經及造像多且精，而丁香花尤為著稱。
北京的丁香，夙存掌故。最著名的是龔定庵與女詞人顧太清交往的疑案，高陽小說《丁香花》即記其事。但龔顧戀情可能發生之處，不在法源寺，而在太平湖，即今中央音樂學院附近。法源寺本係唐太宗爲了紀念征高麗陣亡的將士而建，故遊人來此弔古憫忠，心境與想到丁香花疑案的美人名士故事應是不同的。
離城稍遠，就是大覺寺的玉蘭了。寺是遼代建的，本以水系著稱，故又名清水院或靈泉寺；玉蘭則為乾隆時栽。花發時，遊人縱觀，來此品茶閒坐尤佳。我曾見寺中舊刻溥心畬一作於牆上。當時溥王孫住在西山戒台寺，常往大覺寺一带遊覽，故有詞如<绮羅香·暮春旸台山大覺寺>說：「寂寞宮花，參天黛色，前度劉郎重到。依舊東風吹綠,寺門芳草」云云。寂寞宮花，指玉蘭；參天黛色，則指寺中老銀杏，頃已千年。
再遠些，則是潭柘寺。寺始建于西晉永嘉年間，是北京最古老的了，與明清兩朝皇室的關係極爲密切，故事自然也極多。寺中亦以玉蘭銀杏爲最著。其玉蘭與一般不同，兼有粉白兩色。昔人雖有詩贊曰：「三春一艶京城景，白石階旁紫玉蘭」，其實不太紫，花也不癡大，特顯雅素。且年歲老大，根幹虬勁，花雖怒放而蒼古靜定，無一般浮媚之態。坐花側小樓，憑欄煮黃芩爲茶，坐對花光，便可以消永晝。
此等花事，並非近日時尚，實是古來燕京舊俗，近來才略略恢復了些而已。據明袁中郎《瓶史》說，賞花的風氣，北京最盛：「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绯幕雲集」。袁氏是南方人，遊蘇杭、記花草者多矣；依他的判斷，燕都賞花風氣最盛，恐怕正能顯示真相。或許北方冬天太冷，草枯木落之地，人們特慕花光。一旦花開，就全家大小一齊搬了帳幕去花間品賞，遂成了花季一景。
袁中郎的《瓶史》就是在北京寫的。中國的花史，北京遂因此而占上了一個地位。原來，賞花也有歷史地理學可說的。
早期賞花，主要集中在長安洛陽，宋以後是蘇杭。花譜之作，始於唐代長安人張翊之《花經》，再就是晚唐羅虬的《花九錫》，宋代王十朋以十八首《點绛唇》咏十八種花卉，也可視爲花譜之一種，但都還未論及插花之法。明代高濂《遵生八箋》始論插花。嗣後是蘇州人張謙德的《瓶花譜》，然後就是袁中郎《瓶史》了。品衡群花之權雖不能說因此遂已北移，卻可顯示北京在賞花史上自應有其地位，不可忽視。
此中也還另有些歷史變遷的脈絡。古代所賞，只是山花野草，如《詩經》《楚辭》所述者，均屬此類。六朝時期，如陶淵明之賞菊，或陸凱自江南折梅遠寄長安友人，仍是山野自然之花。但漢魏隋唐間宮苑、園林、寺廟中人工植栽成的景觀花卉，已經開始成爲世人遊觀的對象了。由此再進一步，才有盆景和插花藝術。
盆景和插花是人工之巧，在中國一直有爭議；直到晚清，還有龔定庵寫<病梅館記>予以抨擊，可見它與中國人崇尚自然的態度多少有些抵牾。但城市化越發達，人就越遠離自然。因此越願在廳堂書齋裡供瓶養花或植盆栽景，藉此以親近自然。因此，盆景與插花藝術到宋代以後才漸盛，雖說由于文人之提倡，卻也與城市化之進展有關，也與自然和人工的辯證關係有關。
這個脈絡跟日本花道是不同的。日本花道源于中國，但那是唐代佛寺以花供佛的傳統。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池坊流即屬此。日本花道之強調精神性的一面，亦即賞花、插花均應與「道」相聯，涉及人的精神人格修煉，即是與它源於宗教分不開的。
十八世紀以後，日本又由中國引進袁中郎《瓶史》，吸收了文人插花之法及品味，還出現過「袁中郎流」這樣的流派，追求文人所強調的氣韻生動。如田能村竹田《瓶花論》就說：「插瓶花，最重要之事乃漢詩文之學習，如六經、三史、司馬相如、陶淵明……」。
如今，國人知袁中郎《瓶史》者甚少，中國插花之技與道就更少人明白了。二零一零年北京林業大學申報傳統插花爲非物質文化遺産，可說是北京花史之一頁新篇。但願這篇文章能繼續作下去。
《隆平集》刊行流播略述
一、刊行背景
南宋初年為何以曾鞏的名義，大張旗鼓地刊刻了「存副於家」的《隆平集》呢？
任何行為都有時代背景在。幾遭滅頂之災而重新在江南頑強崛起的宋朝，一窮二白，白手起家，典籍整備與制度設立均是再建的一環。所以不僅依照《崇文總目》等北宋書目，錄出《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1]來按圖索驥，甚至還讓官員用回想的方式，將記憶中的制度，參稽有關資料，描述出來，程俱的《麟臺故事》便是這樣產生的[2]。《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三四還記載南宋初年要求「省部諸司各令合幹人吏，將所省記條例攢類成冊」，就是說讓中央各部委的辦事員憑記憶寫出過去的各項規章制度。寫出之後，又迫不及待地下令：「先令左右司郎官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恐不能專一，可改送敕令所立限刊定，鏤版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為急務，責限一月，餘並限一季成書。」[3]
此外，在非常時期非嫡而繼的宋高宗，十分注重強調自身的正統性，他與他的大臣們竭力想把南宋的建立打造成光武中興。光武中興承續的是西漢劉邦的血脈，這是正統的來源。三國時劉備也是打著這樣的正統旗幟。所以南宋初年強調祖宗法，是當時迴盪的主旋律。作為皇宋宗室的趙伯衛，發現這樣一部宋初五朝《隆平集》，自然如獲至寶。加上又與名氣很大的曾鞏有些瓜葛，自然會大加宣傳。時乎運乎，《隆平集》於是至極自然地正式刊刻行世。
二、北宋刊刻辨
友人張其凡與他的學生熊偉華合撰有〈《隆平集》版本考略〉[4]，所述《隆平集》版本頗為確當詳實，其說多可遵從。不過，其遵從《四庫提要》「自北宋之末已行於世」之說，並根據刊刻者趙伯衛之四世祖趙世雄卒於崇寧四年推斷，認為「最晚在徽宗崇寧年間，《隆平集》已有刊本行世」。這一斷言似乏確鑿證據支撐。誠如文章所云：「因为没有任何資料能證明曾鞏在史館期間進獻過，也許趙伯衛為了增加此書的可信度和價值而作的溢美之辭」。趙伯衛所云，也許就是一種美麗的謊言，所以認真不得，更不能把李燾沒有質疑「進獻說」作為《長編》所用《隆平集》為北宋本的證據。因為是否《隆平集》進獻於史館，與李燾的述史或考辨無關。
三、南宋始刊
在《隆平集》中，於「搆」或「構」字處，多以小字記作「御名」來加以避諱，據此可知，冠以趙伯衛序的《隆平集》當為初刻，時為紹興十二年(1142)。
此後，據〈《隆平集》版本考略〉所述，在南宋又有參知政事姚憲的重校本，此有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殘本趙序後的一行題識「淳熙元年掌參知政事姚憲重校壽梓」為證。
南宋的幾次刊刻，讓《隆平集》在一定範圍內得以流傳，如前面列表所述，除了李燾《長編》和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史學家李心傳的《舊聞證誤》、羅願的《新安志》、林駉的《古今源流至論》等、均曾引用過《隆平集》。《景定建康志》卷三三，還明確紀錄當時的建康府藏書中擁有《隆平集》[5]。因此，到了元代修纂《宋史》，袁桷提出<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状>，亦明確列有此書，希望作為參考資料。不過，《隆平集》在元代似無刊刻。
四、明代刊刻
《隆平集》在明代，至少主要有兩種刻本。據《中國古籍善本目錄》[6]「史部·雜史」著錄，其一為董氏萬卷堂刻本。董氏萬卷堂，刻書頗精，其來尚矣。葉德輝《書林清話》[7]述元代書坊刻書之盛，引《天祿琳琅前編》卷五，記其曾刊《唐國史補》三卷，又引《天祿琳琅後編》卷四，記其曾刻《隆平集》二十卷，並糾正《天祿琳琅》認作宋本之誤，而指為元刊。此亦不確當。董氏萬卷堂刻本《隆平集》，刊刻時期大約為嘉靖年間。此本多家均有收藏，如上海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等。其二為曾氏裔孫曾敏行刻本，刊刻時期為萬曆年間。曾敏行等刻本為國家圖書館所收藏，日本的蓬左文庫和前田育德堂亦有收藏[8]。
五、清代彭期刊本
《隆平集》在清代，大致流行的版本如下幾種：一為康熙四十年(1701)彭期七業堂刻本。此本秉承明人批注的傳統版式，於天頭、傳後以及行間刻有夾註、評語和校記。二為康熙五十五年(1716)長嶺西爽堂本。三為清活字本。四為叢書《四庫全書》本。在清代的幾種版本中，以彭期七業堂刻本流傳最為廣泛，也成為《四庫全書》所採用的底本。
《隆平集》的版本系統並不複雜，南宋紹興趙伯衛刊本→明代嘉靖董氏萬卷堂刊本→清代康熙彭期七業堂刊本，這是傳播的主幹。由於是這樣的一脈傳承，直到清代彭期刻本，宋刻的避諱等風貌宛然俱存。
彭期七業堂刻本採用的底本，為明萬曆本。萬曆本或是源自嘉靖本，然已頗有脫闕。此由彭期於卷首所刻凡例可知：「是集梓於前明萬曆間。脫落譌舛，意莫能通，讀不可句。」
萬曆本為曾氏裔孫曾敏行刻，於彭期為先人，因此，他親切地稱之為「吾豐舊本」。
彭期的校勘作業，據其卷首校刻《隆平集》序可知，對於手頭僅有一部的「譌脫不可讀」的「吾豐舊本」，由友人劉二至進行初讀點次，彭期和湯敦實兩人進行讎校。觀刊本中所刻校語，最初主要是依據明人柯維騏《宋史新編》等書進行的他校，後來纔得到董氏萬卷堂刻本，方對大段脫闕進行了輯補。除了凡例，卷三〈祠祭〉門內也記錄了輯補經過：「原本第三卷欠一葉，自帝三十字起，至玉有字止。又第九卷〈弭徳超傳〉闕尾，楊守一、張遜二傳全闕，〈曹彬傳〉闕首段，而謬附以王荊公事，舛錯失倫。初刻注為闕文，不免遺憾。茲己丑季春，忽得六安州楊君希洛千里貽緘，從董氏萬卷堂善本録示，遂補刻以成全書。隔地同心，誠快事也。」讀此校記，校書之樂，意外之得，溢於言表，可感可觸。
彭期等在已經校畢開版後之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方得以看到董氏萬卷堂刻本。行間的校語即似後來的補刻。彭期本於書後載有南豐後學曾鴻麟撰於康熙四十七年跋文讀《隆平集》敘後，說明彭期本在刊行數年之後，又有修訂印刷。修訂版當即包含有對校萬卷堂本之成果。觀書中刻錄之校語，知不惟彭期手據之明萬曆本脫闕嚴重，明萬曆本本身在殘缺之前亦訛誤百出，是一個校勘粗劣的版本。從書中刻錄之校語，亦可見彭期等人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校勘作業。儘管彭期本也存有訛誤，但畢竟是現存《隆平集》中最好的版本。
六、四库本的问题
《四庫全書》以彭期本為底本收錄《隆平集》，刪去了彭期本中的校記評語。四庫館臣的底本選擇，多有失誤，但這次可以說沒有失誤。不過，在錄入《四庫全書》時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對此，聊舉一二。
卷九卷〈弭徳超傳〉「怒王顯等居其上」之句，彭期本在「王」與「顯」之間空出三行，四庫本亦於「王」下注一「闕」字，並空出三行，以示脫闕。按，檢《東都事略》卷三三〈弭徳超傳〉載：「徳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眩惑。顯以聞。」《宋史》卷四七○〈弭徳超傳〉並《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子條所記略同。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底本由於刻板原因，餘出三行，以此為底本之四庫館臣誤以為此處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出三行。
同樣的情況也見於他處，同卷〈曹彬傳〉於「雖尅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與「涿」之間空出一行，四庫本亦於「破」下注一「闕」字，並餘出相當於一行字數之空缺，以示脫闕。按，《東都事略》卷三三〈曹彬傳〉載：「雍熈三年，詔彬将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溝闗，我師敗績。」又《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巻四三所收李宗諤撰〈曹武惠王彬行狀〉亦載：「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疋，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于新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歧溝關，王師不利。」。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也是底本由於刊板原因，餘出一行，以此為底本之四庫館臣又誤以為此處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行。
又如卷一三〈戚綸傳〉「詐為靈木石之異」之句，「詐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於傳後記有校語云：「原本靈上疑脫神字。」據此，四庫本記入一「闕」字。按，檢與《隆平集》此傳幾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學士綸傳〉，知此處無脫闕。
對於四庫本上述所注「闕」字處，我除了運用以上的他校進行考證，還核對了上海圖書館所藏之董氏萬卷堂刻本，亦並無脫闕。
在《四庫全書》電子版已成為文史研究之必備的今天，四庫館臣的如此處理，實為貽惑讀者。當然，《四庫全書》本亦並非一無所長，在個別處，也校正了底本彭期七業堂本的一些訛誤。由於四庫本並未記有校勘記，四庫館臣的校勘工作，只有與他本比勘時纔得以顯現。
至今，這部北宋人記北宋史的重要典籍還沒有被重新整理出版。聊補這一缺憾的是，台北文海出版社將《隆平集》彭期本收入《宋史研究萃編》第一輯，於一九六七年影印出版，方稍廣流傳，嘉惠學界。
(本文亦為即將刊發的長文之一部)
[1]《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景印本，2006。
[2]參見《麟臺故事》(北京：中華書局，《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張富祥校證本，2004)卷首<進麟臺故事申省原狀>。
[3]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景印本，1957。
[4]《圖書館論壇》，第27卷第5期(廣州，2007)，頁17-23。
[5]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景印本，1990)卷22<書籍>。
[6]《中國古籍善本目錄》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目錄》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葉德輝，《書林清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日本全國漢籍數據庫 [www.kanji.zinbun.kyoto-u.ac.jp]
我和谢亚龙素不相识，在他任职期间对其工作多次发文公开批评。但从媒体上获悉他在法庭上表达他遭到刑讯逼供，对他陡然而生敬意，觉得他不是稀泥软蛋，敢同不义抗争。
从情理上判断，我很难想象，一个身陷牢狱之人敢诬告关押审讯他的公安机关。
刑讯逼供近年来大有回潮之势，这是非人道，是反文明，是无视民心舆论，是开历史的倒车。反对刑讯逼供，应该是超越政见、超越阶层、超越种族的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追求。如果我们不能借着一个个“倒霉蛋”提供的契机，推动当代中国走出“中世纪”，下一个遭受刑讯的就可能是我们的亲友，乃至我们自己。笔者呼吁，有共识的公民们一同要求有关部门公正地调查此事。调查机构在身份和构成上应该是超越利益的，即应该由辽宁省公安厅之外的法律、公安、纪检部门组成，应吸收社会人士参与，以求调查结果得到社会的信服。
自按：读者乍读此文会觉突兀。笔者很理解，因为这里刊出的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文章上半部分1月24日挂在我的博客上，特告愿窥全豹的读者。
胡小川在我眼中也是一位异人。其父北平城防司令。他本人早年获美国数学博士，却有极好的动手能力。他自己研制的塑料大棚是我见过的水准最高，且成本最低的。三九天他的大棚里没有火，可以在小游泳池里游泳。他70岁生日时我到场，送一联。“心所欲”含七十岁的意思。
采天光入绿屋，小试身手
接地气心所欲，川流不息
上海季风书店经理严博非来京前越好见面，奈何当日他身体欠安，未能见面。我撰的联语一直没得机会送给他。
博采众山，四时皆成花季
非佳莫入，百侣如沐春风
张鸣早年在东北农场当兽医。兽医在当地是不错的工作，当然还是关不住这位读书种子的心性。高考后不幸仍然没跳出农牧。不可思议的是，在边陲农校，他靠自学硬是跨入史学，最终做出今天的成就。
张生有才，先医兽后治史
鸣放无罪，既去火又消灾
孟建新是我中学同年，曾在一条舢板上操练过几天。早听说他是中国经营红木的第一商人。到了他的瑞丽老巢问到他的同事，才知道，他只做顶级木材的生意。这位北京的干部子弟，已经是地道的边城人了。当年八中的同学每到瑞丽必要受到他的款待。这个春节我去瑞丽，他来北京，还是在他的老巢住了一夜。
足跨滇缅，建紫檀国霸业
身带侠风，新孟尝君衣襟
高华是共党史研究的顶尖高手。听说前些年杨振宁读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极为钦佩。在南京大学访问时，要求校长引见高华。我和高华关系很好，但往来不频。很挂念他的病。与王彬彬素不相识，是汪晖事件让我们有了对话，但一直没得谋面。今年去南京讲学，得以到南大会旧雨新朋。彬彬带我去高华家，后请我和高华夫妇吃饭。四人相谈甚欢。向高、王赠书并撰联语。
高才巨笔，刺破太阳神话
华发早生，望穿长夜曙天，
王睿楼船，江上摧枯拉朽
彬彬君子，笔下水起风生
今年八月戴晴的朋友们为她过70岁生日，我赠书送联：
夜觅光明，戴月儿披星斗
从心所欲，晴方好雨亦奇
邹蓝是我的好朋友。他大气，杂家，好交友。他对大西北情有独钟，新疆好像是去了五六回，本来地理知识就很渊博，对大西北的地理更是烂熟。一直想给他写一副联，但知难而退，主要是“邹”字不好搭配。九月初去邹城看孟府、孟庙、孟林。车上诌出一联。
邹地郁郁，养孟夫子浩然气
蓝草青青，追徐霞客万里行
接下来说给学生们的。我给我的每个研究生都写过一副。开始写，自然是因为喜欢文字游戏。但是有人的名字很不好写，难让自己满意，休说别人。但好歹是给每个学生都写了。写不好何必出手？一句俗语道破心思：宁落一寻，不落一人。给朋友，写得好就拿出来，写不好就缩回去，反正人家不知道。但一个导师指导的几位学生交往密切，且独子政策下的孩子们性格晚熟，不小心留下厚此薄彼的印象就不好了。
陈心想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河南农家子弟，从河南师大考到人大，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写给学生的第一幅联应该是他的。
陈民间疾苦，赖有心者
说天下大势，作思想家
王玉君是我指导的第二个硕士生，对她的帮助最少，她还没开始写论文（我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最大帮助在论文阶段）就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全奖。现已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母校社会学系录用。联写的不好，空洞。
石中之王，玉振金声
人中之杰，君子德风
刘穗琴是福建人，貌似文弱，其实习梅花桩多年，颇有心得。她英文不错，愿作笔译，惜机缘不凑所做非所愿。
刘村谷穗粒粒满
闽地瑶琴声声馨
管兵和刘穗琴同届。是河南固始的农家子弟，也是河师大的本科生。人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新华社某单位，在石景山工作。人内向，去香港科技大留学后，变得开朗，特别是关心政治了，令我欣慰。
石景管带下港埠
固始兵总上京城
刘蕾的毕业论文是犯人的劳动与监狱的经营。调查有很多发现，可惜不能发表，很觉对不起她，没帮她选好题。她工作几年后自费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我判断，她日后可以做社会活动家的。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蓓蕾，无华胜似繁华时
车韵飞是四川妹。毕业后到绵阳做了公务员。给她的联也是勉强凑成，流于空洞。
宝马雕车，唐风汉韵
花明柳暗，草长莺飞
马红光是山东农家子弟，人大读硕北大读博，跟了我七年。踏实，心无旁骛。北大考博第一名，统计学得了满分，并且教统计的郭志刚老师的书只是最后半个月经提醒才找来看看。某次读书会上，同学说某句话在什么地方，他不动声色地说：第46页。众人大为惊异。但他短板太短，内向，木讷，不善于为自己开拓机会。其发展尚难预料。
马上相逢，紫陌红尘拂面去
沙场醉卧，夜色光杯载酒来
人大的最后一位硕士生是刘彤。最后阶段的论文指导转给了胡老师。我希望他更勤奋，联中包含了。
刘郎已恨蓬山远
彤子采药何时归
高永平是我在人大指导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博士生。他是医学出身，已经是主治医了，因为喜好，弃明投暗，来考社会学。考博是第一名。郑航生老师看中了其他学生，报我的考生没过关，郑老师希望我接高永平。我和高谈了40分钟话，在最后5分钟看中了他。果然，其论文我只在选题上把了关，以后他独自轻松完成。
心高眼高，目标永垂不坠
手勤身勤，收获平心以待
冯军旗是我指导的与马红光同届的北大博士生。首师大历史系硕士生。冯马同窗，性格迥异。冯好交往，擅于搜集信息，堪称包打听。同门的学生私下都觉得冯理论弱，不想论文写出来让他们震惊，信息量太大了。冯有入仕的强烈愿望，惜乎未果。
阵中不得驰驱，山如军令
介胄之士不拜，风吹旗飘
此联虽不工，是我得意之作。冯生不解，我说你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对周亚夫的记述。这是《史记》中最令我震撼的段落之一，且录于此：“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驽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昔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余，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皇权初建时，尚有威猛之臣如斯。皇权初逝日，为何官员畏上如虎。并注：联中“驰驱”二字含二马，可作冯军旗之姓氏解。
李勇刚是我来北大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是我读了他用文言写的万言自荐书后决定的。学习期间他曾在内蒙支教，打算毕业后投身少年的经学教育。我很看中他超越功利的理念。后因人事关系放弃了初衷，写论文时全不在意找工作，足够潇洒。以后我帮他找了份工作。时下在北大读国学博士。
李贽猖狂，不惧者勇
林公海纳，无欲则刚
童素娟是和李勇刚同届的硕士生。做事下得了力气。为调查外省女远嫁浙江农村，整理的调查资料近30万字。如此论文何愁写不好。想跟我读博，我坚拒。我希望她先结婚，至少找到男朋友再说。她后来工作后读在职博士，这样至少有工资。归宿胜过直接跟我读博。
无忌童言，无法怀素
舞器刑天，舞月婵娟
何翠红是从中山大学考过来读硕士的，客家女生，极阳光，有侠气。现在广东某市妇联工作，屈才了。她拿我给她写的联语和马红光比，两人都说自己得到的更好。自然更为欣喜的是笔者。
诗学岭南斑竹新叶般青翠
文追塞北仙鹤头顶之血红
刘阳是我在北大指导的第三个博士生。是浙江大学冯刚兄麾下最好的学生。自负。到了北大，又撞上我这样的十三不靠的异类。很有些水土不服。一晃马上就要毕业。曾经的摩擦都将成为不错的回忆。撰此联破费脑力，文刀为刘，耳日曰阳。
舞文毫笔，锋如刀剑
震耳洪钟，声动日天
我在教本科生“怎么写论文”的课程中遭遇到一位异类少年许晓锋。他可以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师你说的不对。他是我在北大社会学系本科中最看中的学生。我系每年按成绩排序报送8、9名本系读研。一日我从外地归来，他来电话说，多日来一直找我。系里规定10名保送候选者要在面试中淘汰一名。这10名同学们私下策划阴谋：差额多残酷，我们一个也不多报，就报9名，我们推举其中一人报清华（按惯例，清华基本上可以录取我们保送的一名）。按成绩，徐晓锋不是第10，且他不参加社团活动（他常和我念叨同学中有小舆论蔑称有些同学是“混社团”的，参加社团有如干好处），没有加分。但那九人都说他有个性，到清华去竞争是合适人选。他急着找我商量却找不到，最终答应了。我闻听后，说岂有此理，你推翻这约定，准备跟我学。他说：已经答应了，推翻就无法和同学们相处了。这样他去了清华。他喜欢哲学。故我送给他这样的联语。他日后如何发挥自己的潜力，尚模糊不清。
佛晓乃菩提树下释伽牟得道
剑锋系思辨磨出奥卡姆剃刀
同届本科生中另一位追随我的是九江少年余前广，他曾帮我整理过录音，后成文出版了《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他保研成功，提出跟我。后因志趣差异过大，我同他商议后让他跟其他老师。他已经如愿以偿，进入某省发改委。
余生也晚，治世之前，乱世之后
君来何幸，九江水广，未名水蓝
徐、余这届同学的面试时发现了一位来自北京的考生汤宁。我多问了一句：读的哪所中学？惊喜我们是校友。遂有了指导她调查母校写论文的念头。不想她已经和一位老师确定了师生关系。我硬是说服那位老师，让出了这位同学。以后她的论文获得成功。给她的联语写的不满意，路太窄。
侠女志坚，金汤若固
学子心静，澜宁不惊
李伟东是博士生，阅历宽，真正种过地，还做过其他工作。北人，豪爽，有了他，团队多了几分热闹。
梧桐伟岸，沐浴欧风华雨
紫气东来，吹醒人杰地灵
再后面的博士生是王晴锋。他自认为和马红光性格相似，其实还有不同。他爱体育，猛男身体，这在今日大学中竟不多见了。论文很快就超越高一届的同学完成了初稿，看来体育没白练。我其实不知道王同学是锋刀还是钝刀，但我知道钝刀其实更厉害，因阅历所限后生们常常不谙，故晓之以理。
三思后行，晴时绸缪雨日
百战方知，锋刃成就钝刀
王文婷同学是陕西人，北大硕士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文哉郁郁乎，诗书礼乐
婷兮陶陶然，松竹梅菊
09年招收的博士生是储卉娟。俗话说：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这次是标准的师傅找徒弟。她在人大读硕的时候上过我的课。看了她的作业我眼睛一亮，对她说：你日后如果申请出国留学需要推荐信可以找我。她工作后，我劝她考研。如果动力足够的话，她必学有所成。
推敲语词，文媲花卉
磨砺刀笔，字秀婵娟
同年录取的硕士生是面试中我最看中的两位，过后相信没有走眼，都应该学有所成。一位是湖北考来的焦长权，另一位是山东考来的刘万顺。
长考农民工，四载居江夏
权衡国富论，一举进京师
京师迎举子，万山红遍
鲁国送刘郎，顺水乘风
这年还招收了一位体特生刘晓，系里老师公推我来指导，他们认为我最喜欢，也最懂体育。她是跳远选手，运动健将。我感觉她出人头地的动力弱一点，一直在激励她，希望她能走进伦敦奥运。
追本家刘翔，如飞脚步
望博塔晓月，难平心潮（注：北大湖畔有博雅塔）
2010年招收的两位硕士生。一个是来自本系的杜立佳，是从我自己的课上发现的。一个是来自人大历史系的王剑莹，是芝加哥大学的推荐的给我的。
立樽酌酒，歌对师门才俊
佳作酿造，韵和社系英豪
江山指点笔如剑
心地琢磨玉晶莹
同年招收的两位博士生，是来自香港的廖文伟，来自山东的孙偐斌。
郁郁乎文哉，逾百年燕园
巍巍然伟岸，又一代新人
人严律己，非谓循规蹈矩
文武修身，方可齐家治国
去年因年龄关系停招博士生，招了三名硕士生：褚文璐、李清彦、许雪峰。
褚相碑文，与欧阳奠基唐楷
和田玉路，先丝绸媒介中西
青山有水松更翠
谚古无言语入心
雪满弓刀，唐音莫过边塞
峰回路转，汉曲也入胡琴
书法楷书作品中我最喜欢初唐宰相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就个人整体水平我认为欧阳询天下第一。我觉得当今后生做学问须中西合璧，“汉曲入胡琴”乃大道也。当然大道之外也有路。
还有几位学生不是我指导的研究生，但缘分超过一般师生关系。与管兵同届的陆煜，热血青年。毕业时马上要去做公务员了，还魔怔着要我带他去见刚刚刑满释放的陈子明。我说，一个电话过去你怎么和还不了解你的领导解释。以后到底见了面，子明一直是他的偶像。联语只是勉强写出来的。
陆翁志壮，山高五千仞
煜主情深，家国四十年
黄家亮同学参加过我的读书会。当场给他写了一联，尚满意。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进步在于亮度的提升。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
萤火烛光星辰月亮
郭茂灿是我当年在人大社会学系某年级中看到的最好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我推荐去了清华。那年我正办调动，还在偃旗息鼓阶段。郭生要考我的考研生，我说你联系美国香港，同时报考北大（他不解，我说北大好，未说破我就要去北大了）。三方都录取了，我要他出去读。但美国录取他的学校不太好，我说不好该如何选择，叫他请教我的老朋友薛涌。薛涌热心，竟然打来跨洋电话给他出主意，劝他先读香港科大，日后再去美国。果然日后他拿到了多所常青藤大学的全奖，选择了哈佛。每次回国我们都会见面。他告诉我在读《资治通鉴》，我很欣慰，知道他有余力，无匠气。他是长江沿岸的村庄中长大的。
郭枕大江，物华茂盛
地接鄂赣，人杰灿然
说到的最后一位同学，是自己的研究生之外和我过往最深的学生，当年人大经济学的硕士生田方萌。我在人大上的所有课程他几乎都选修或旁听过。凡我做演讲，讲着讲着就会发现田同学站在某个角落。这是个酷爱读书的同学。估计他近日可望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现已经被北师大录用。他说，他母亲特别喜欢这幅联语。
田野三月，灵虫方蜇
林莽千里，仙草萌生
在去年我60岁生日前夕，方萌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信，附一联语。联中概括精当，所说正是鄙人。
着衣不整，交友不群，“边缘人”夫子自道也；
读书无类，治学无派，“游牧者”后生可称乎？
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1辑
在写了对董卿的分析以后，觉得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如果不说明，读者会以为我把董卿作为当今最优秀的主持人，高于今天我们中文电视台的所有主持人。其实，在我看来，在董卿之上，至少有一位大牌，这就是杨澜。
要说杨澜的声音质量，恐怕也是不算很好，不要说不如倪萍，根本就缺少北广、上戏对声音的基本训练。论出镜的身姿和播报的能力，她是肯定不如周涛这样的人。论到主持文艺晚会，她显然也不如倪萍。她初在凤凰台作节目，不仅出场的身体动作设计很生硬，更重要的是她不会朗诵、朗读新闻，不会那种广播学院训练的播报、演出，却被硬要担当播报的角色，所以她在凤凰那一段的节目我是不满意的。然而，杨澜早在1990年就在万人竞争中被选为央视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和姜昆搭档，该节目的主持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和肯定。因此，这里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即杨澜的优势究竟在哪里？除了我在前面论董卿所提到的语言的组织、驾驭、表达、素质、能力之外，我想着重指出，静止地播报新闻或独自主持报幕，杨澜都不适合，她最不适合的应该是“静止的独白”，她最适合的是主持谈话类的节目。她反应机敏，言语得体，笑容可掬，叙述连结能力强，她是在“动”或“流动”及“互动”中表现的高才，而不是在“静”中诵读的模范。此外，她比董卿占了优势的不仅是相貌，她在北京生长，北京普通话的妙处她能够灵活运用，而又没有沾染一丝一毫北京土话的语音毛病和市民趣味。这就使得她在与谈话对象的互动中能曲尽诙谐和得体。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生长的女生，可以讲很好听的普通话，但不见得短时期内能掌握北京普通话的精妙之处，也就很难和姜昆这样的相声名家搭档。另一项能力是董卿等其他主持人都无法相比的，就是她的英语主持和采访能力，已达到国际水平，这当然跟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香港作事有关。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的夫人、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敏民女士曾对我说“杨澜决不输给奥普拉”。而英语的访谈能力又加强了她中文运用的素质和品位，以及雍容宽和的态度。因此，我一贯认为，让杨澜去报幕，去作综艺大会场的主持，都错用了杨澜的短板，而没有用到她的真正长项。就其长项而言，那的确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超过的。顺便说一句，杨澜很聪明，但这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所以她的优秀与智慧已经是沉淀在血液里，常常会不经意地从各个方面发显出来。
还有台湾的女主持人。以90年代为例，在综艺节目主持方面，论出色，高怡平的智慧、能力和表现，不是大陆广播学院训练的女生所能赶上的。论播报新闻，形象和语言能力，也很少有人能达到吴小莉的水平。与台湾主持人的比较，是一个专门的话题，这要另外专门讨论了。
喜欢电影中的“戏”（戏中戏）。
《法国中尉的女人》，《好男好女》，还有那个光芒四射的《卡门》。
一直想：为什么？
首先，它告诉了我们：人生如“戏”。
其次，它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角色。在学校你是学生，在男友面前你是女友，在父母面前，你是女儿。所以，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人不可能活在绝对的真实中。其实，现实和想象哪个更“真实”？！或者说，你无法确定哪里是现实哪里是想象？！
……
“人生如戏”还有一个意味，就是我们都会谢幕退场。我说的退场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让位他人。因为，世界是他人（年轻人）的。
经常憧憬我的退场。
那一定是决然的。
倏然离去。遗下一个隐约的背影。
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
作者：汪丁丁 发布于：2012-4-20《IT经理世界》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今年杭州品茗，湖畔居之外，朋友送的各类高档茶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我已“抽样”调查了几十次，龙井、白茶、毛峰、径山、猴魁、……，居然都不如我带到杭州来的一种信阳毛尖，细看商标，写着“新林玉露”，此茶，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我认为无出其右，故随身带到杭州。在杭州，今年品茗，我的体会是：茶的质量普遍不如去年，而去年似乎又不如前年和大前年，也就是说，杭州的茶，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民风不古，这是主要原因。两年前，我在湖畔居就已听到关于“催芽剂”和“量产”树种这类传闻，后又获得确证，想来，茶农使用这类“新技术”不止两年。茶叶越来越光鲜肥大压秤，也就越来越违逆品茶人和爱茶人的心境。价格随工资增长，但质量却与价格呈反比。这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因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增率远低于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增率，故而，长期以来，劳动的技术和品质，不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原本不健康，更有严重的政府失灵，为富不仁者，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总之是因教养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各类“流氓二代”，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激发仇富情绪。日久天长，如美国黑人孩子那样，学习成绩故意不好，因为“好”是白人孩子的特点，不值得敬重。若一个人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为何还要奋斗？若一个阶级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们为何还要奋斗？既然无望，不如醉生梦死，坑蒙拐骗偷，灵魂要下地狱的，先是你们流氓二代，然后才是我们“贫二代”。信阳的一种毛尖，怎么超过了杭州的龙井？杭州茶乡，汽车尾气的污染和人心的污染，我推测，是首要原因。探讨茶的品质，我不信任何茶学院士提供理论，我只信自己的味觉和嗅觉，这两种感官的敏锐，在我是天生的，故而对美食有一种基于感官直觉的判断。替朋友设想，我的建议，试着找到更好的安吉白茶，我的抽样数据显示，安吉白茶的品质，比江浙安徽出产的其它种类的茶，以更高的概率，更高。不过，仍不如我保存的那种信阳毛尖。最后，记住，不可相信任何考究的包装或名牌，只能相信你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拿到茶，靠你的味觉和嗅觉，自己判断。卖茶，必须允许消费者现场判断，然后才可讨价。照此发展，中国产品的质量，不要说永无接近日本产品质量的可能，甚至要低于印度和东南亚产品的质量。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坐在办公室里制订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无济于事。因为经济活动不是官僚活动，你必须懂得一些市场原理，你必须理解人均收入在每一阶段人们心里想着的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着的通常不会是富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所想着的那些目标。所以，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穷人孩子应比富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不过，为了有更高级的品味，富人孩子应有更好的教育（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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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
作者：汪丁丁 发布于：2012-4-20《IT经理世界》
无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于是，怎样拾回常识？这是一个问题。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相信，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预备性的问题：什么遮蔽了常识？
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由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习惯行为构成。只有绝小的一部分行为，哈耶克认为远远小于日常行为的千分之一，可以不依靠习惯。行为不依靠任何习惯，我们说，这样的行为是创造性的。要论证这一见解，只要想想“习惯”是什么。首先，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他习惯了的。其次，任何工具之于工具使用者，可视为身体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的延伸，刀剑斧钺是手的延伸，车马是足的延伸，诸如此类。第三，身体生存环境除了物质部分，还有非物质部分，即事物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有我们习惯了的事实，有我们不习惯的事实。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是我习惯了的事实。北京等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以致沿街散步弊大于利，这是我不习惯的事实。
习惯，与常识关系密切，与遮蔽常识关系密切。习惯其实是我们脑内演化形成的分类方法，从单纯的官觉“视听触嗅味”，到情绪的波动“喜怒哀恨惧”，及至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更抽象的观念结构。不难看出，诸如官觉和情绪这样的分类方法，主要由遗传决定，故不能有很大改变。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方面形成的习惯，可以跨种族并且跨文化而保持一致，所以，不妨称为“人类通有的习惯”。观察和模仿人类通有的习惯，我们不难拾回常识。中医传统及其复兴，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通有的习惯。此外，在一系列疾风骤雨般的旨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中丢失了常识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通过这一方式拾回常识。不同于身体的习惯，关于社会关系和观念结构的习惯可以迅速改变，既可有显著的跨种群差异又可有显著的跨时空差异。古代典籍，现代人往往不懂。移民的后代，可获得完全不同于家乡的习惯。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古人有常识，因为那时习惯与常识相去未远。如果习惯久已改变，我们从何处获得常识呢？这是现代中国人或迟或早要求解的最严重问题——既是社会的也是心性的。梁漱溟写《人心与人生》大约写了一辈子，至少那篇序言，他写了几十年。在那篇序言里，他宣布，要让世人懂得儒家伦理学，首先要写一部儒家心理学著作。因为，伦理学是理论，针对的是心理事实。事实早已丢失，谈何理论？他指的事实，以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就是古人心里的常识。孔颜对话，文字极少，绝大部分意义是由当时的情境显现的。然而，情境难以被文字记录和传承。故而，前辈的德行与理论，常常只有理论留给后代。这就很让后代为难，在维特根斯坦之前，我们只知道那是前辈留下的理论，穷经皓首，欲求通解。在维特根斯坦之后，我们知道，如果不能复原当时的情境，那些理论就什么都不是，因为意义消失了。
那么，常识就是伦理事实？伦理事实，依照梁漱溟所述常识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言说与情境的论述，就是人伦情境。最简单的人伦情境，例如，请客时人们围坐于餐桌的顺序。广义而言，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过“座位排序”问题。可是排序的规则，谁能完整地写出来？那些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任务的读者，不妨去读维特根斯坦1929年9月至1930年12月之间在剑桥大学的“伦理学演讲稿”。
情境是不可言说的，尤其是，古代伦理学针对的古代情境，早已被现代情境取代。那么，怎样拾回常识？换一个角度表述，我们缺乏的不是现代情境，而是古代情境，古代的人伦情境。反复端详这段文字，我意识到还应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当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常识的时代里，我们要表述的是什么？在引发我们这番感慨的现代情境内，我们感慨的，有诸如“世风日下”或“物欲横流”这类意思，但若说我们希望返归古代的人伦情境，则又显牵强。古代情境早已逝去，任何成熟且合理的社会，都不至于一心向古从而放弃现代生活。这样，我们的问题或可转换为：怎样拾回中庸？
我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并无普遍的“常识丢失”之感慨。与西方社会的同一时期相比，中国社会经历了100多年特别激烈的变迁。作为中庸的常识，就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地丢失了。革命时期，最容易丢失的教养，就包括中庸。革命之后，最迫切需要的教养，也是中庸。借助最近几年的教育实验，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当代中国德行教育的首要问题。
今年杭州品茗，湖畔居之外，朋友送的各类高档茶叶，以抽样调查的方式，我已“抽样”调查了几十次，龙井、白茶、毛峰、径山、猴魁、……，居然都不如我带到杭州来的一种信阳毛尖，细看商标，写着“新林玉露”，此茶，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我认为无出其右，故随身带到杭州。在杭州，今年品茗，我的体会是：茶的质量普遍不如去年，而去年似乎又不如前年和大前年，也就是说，杭州的茶，呈现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民风不古，这是主要原因。两年前，我在湖畔居就已听到关于“催芽剂”和“量产”树种这类传闻，后又获得确证，想来，茶农使用这类“新技术”不止两年。茶叶越来越光鲜肥大压秤，也就越来越违逆品茶人和爱茶人的心境。价格随工资增长，但质量却与价格呈反比。这是典型的中国现象：因为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增率远低于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的增率，故而，长期以来，劳动的技术和品质，不能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市场原本不健康，更有严重的政府失灵，为富不仁者，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演艺二代、……总之是因教养严重不足而形成的各类“流氓二代”，越来越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激发仇富情绪。日久天长，如美国黑人孩子那样，学习成绩故意不好，因为“好”是白人孩子的特点，不值得敬重。若一个人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为何还要奋斗？若一个阶级毫无获救的希望，他们为何还要奋斗？既然无望，不如醉生梦死，坑蒙拐骗偷，灵魂要下地狱的，先是你们流氓二代，然后才是我们“贫二代”。信阳的一种毛尖，怎么超过了杭州的龙井？杭州茶乡，汽车尾气的污染和人心的污染，我推测，是首要原因。探讨茶的品质，我不信任何茶学院士提供理论，我只信自己的味觉和嗅觉，这两种感官的敏锐，在我是天生的，故而对美食有一种基于感官直觉的判断。替朋友设想，我的建议，试着找到更好的安吉白茶，我的抽样数据显示，安吉白茶的品质，比江浙安徽出产的其它种类的茶，以更高的概率，更高。不过，仍不如我保存的那种信阳毛尖。最后，记住，不可相信任何考究的包装或名牌，只能相信你自己的味觉和嗅觉。拿到茶，靠你的味觉和嗅觉，自己判断。卖茶，必须允许消费者现场判断，然后才可讨价。照此发展，中国产品的质量，不要说永无接近日本产品质量的可能，甚至要低于印度和东南亚产品的质量。政策制订者必须明白，坐在办公室里制订全世界最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无济于事。因为经济活动不是官僚活动，你必须懂得一些市场原理，你必须理解人均收入在每一阶段人们心里想着的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想着的通常不会是富家子弟接受更好教育所想着的那些目标。所以，为了更高的产品质量，穷人孩子应比富人孩子有更好的教育。不过，为了有更高级的品味，富人孩子应有更好的教育（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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